中图分类号：I206.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0）01—0082—12 一、论《文选》以赋为首 《文选》开篇以赋为首，显示了赋在萧统心目中的地位。按照文学发展的历史看，《楚辞》应在赋之前，而诗歌的发生更在《楚辞》之前，因此对《文选》这种排列，后人颇有异议。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说：“赋先于诗，骚别于赋，赋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前人之议《文选》，其显然者也。”章学诚以《文选》将赋列于诗前，又将《离骚》与赋区别，看成是萧统文体淆乱芜秽的表现（注：章学诚“骚别于赋”的观点来自宋人吴子良。吴氏《林下偶谈》卷二“《离骚》名义”条说：“梁昭明集《文选》，不并归赋门，而别名之骚，后人沿袭，皆以骚称，可谓无义。”）。对章氏的观点，今人徐复观先生发挥说：“对西汉文学的误解实始于《昭明文选》。萧统以统治者的地位，主持文章铨衡，他会不知不觉地以统治者对文章的要求，作铨衡的尺度，而偏向汉赋两大系列中表现‘才智深美’的系列，即他所标举的‘义归乎翰藻’。同时，他把赋与骚完全分开，一开始是由‘赋甲’到‘赋癸’，分赋为十类。接着便是‘诗甲’到‘诗庚’，分诗为七类，再接着才是‘骚上’与‘骚下’。这样一来，不仅是时代错乱，文章发展的流变不明；并且很显明地是重赋而轻骚，贬损了《楚辞》对西汉文学家所发生的感召作用，因而隐没了《楚辞》这一系列在汉代文学中的实质地意义。”[1] （《文选》对西汉文学把握的障蔽）徐复观先生认为《文选》先赋、诗后骚的排列，在文体发展的时代上产生了错乱。如果从时代先后的顺序考虑，《楚辞》的确在赋之前，但《文选》是否以时代先后来安排文体呢？据《文选序》，在各文体的小类中，是以时代为次，而在各文体安排上未必就是按时代编排了。比如在赋中，班固列为第一人，实际上“畋猎”类里的司马相如远在班固之前。如果萧统考虑时代先后的话，本应该以“畋猎”置于“赋甲”，而让司马相如排列第一的。另外，汉魏六朝时期，诗、骚、赋三种文体的排列，以谁居先，的确是一件颇费思考的事。《楚辞》虽然产生的时代早，但更早的却是诗歌。《文选》中所录的汉以后诗歌，尽管与《诗经》不同，但实质仍然是诗，若以诗排在骚前，也是有足够理由的。事实上，自汉魏以来的文体著录顺序，一般都以诗排在首位。以《后汉书》、《三国志》为例，如： 《后汉书·班固传》：“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在者凡四十一篇。” 《后汉书·蔡邕传》：“（邕）所著诗、赋、碑、诔、铭、赞……凡百四篇传于世。” 《后汉书·崔骃传》：“（骃）所著诗、赋、铭、颂……合二十一篇。” 《后汉书·张衡传》：“（衡）所著诗、赋、铭、七言……凡三十二篇。” 《后汉书·王隆传》：“（隆）所著诗、赋、铭、书二十六篇。” 《后汉书·傅毅传》：“（毅）著诗、赋、诔、颂……凡二十八篇。” 《后汉书·李尤传》：“（尤）所著诗、赋、铭、诔、颂……凡二十八篇。” 《后汉书·胡广传》：“……其余所著诗、赋、铭、颂、箴、吊及诸解诂凡二十二篇。” 以上是《后汉书》中凡作有诗、赋两体传主的记录情况，都是以诗居赋前。例外的有两例： 《后汉书·杨修传》：“修所著赋、颂、碑、赞、诗、哀辞、表、记、书，凡十五篇。” 《后汉书·夏恭传》：“（恭）著赋、颂、诗、励学，凡二十篇。” 这两例都是将赋与诗隔开后的著录情形，但总的说来，《后汉书》中诗、赋并提时，诗居赋前。再以《三国志》为例： 《魏志·文帝纪》注引胡冲《吴历》：“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 《魏志·王粲传》：“（粲）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 同传注引《典略》：“（繁钦）既长于书记，又善为诗、赋。” 《蜀志·谯周传》注引《华阳国志》称文立：“章、奏、诗、赋、论、颂，凡数十篇。” 《蜀志·郤正传》：“凡所著诗、论、赋之属垂百篇。” 《吴志·张纮传》：“纮著诗、赋、铭、诔十余篇。” 《三国志》作者陈寿是晋人，《后汉书》作者范晔是南朝人，他们关于诗、赋排列的顺序，应该代表了当时人一般的看法。除二书之外，又如曹丕《典论·论文》称：“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说：“诗缘情以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可见汉魏六朝时期人对诗赋顺序的看法是比较固定的了。以上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的文体观念是先诗后赋的。后人如章学诚对《文选》的批评，显然对这种历史背景并不了解。 至于骚后于赋，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文选序》与《文选》的实际安排是有差异的。在《文选序》中，萧统是将骚置于赋后诗前的，而《文选》却将骚置于赋和诗之后，这一差别，似乎表明萧统并没有参加《文选》的实际编辑工作。对于《文选》骚后于赋的现象，徐复观先生评论说是萧统重赋轻骚。要说萧统主观上一定轻视《楚辞》，恐怕也难以令人接受，因为在《文选序》中萧统对骚人之作给予十分肯定的评价，同时在收录中也依据王逸的《楚辞章句》将《离骚》称为“经”。并且若按徐先生所言推论，《文选》也将诗置于赋后，难道说萧统也是重赋轻诗吗？不过，徐复观先生此话还是提醒我们，屈原及《楚辞》，在汉魏六朝时期，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对其安排的是否妥当，往往可能牵涉到评价问题。首先，关于《楚辞》，汉人有一种看法，即将它与赋等同起来。班固《汉书·艺文志》就以屈原作品称为“赋”，而作为四种赋的第一种。他在《汉书·贾谊传》中说屈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这是明以《离骚》称赋了。在他之前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宋玉等人“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这句话比较含混，是说宋玉等人喜欢辞体，但以写赋闻名呢，还是这里使用了互文呢？恐怕是后者居多，因为他又称屈原《怀沙》为《怀沙赋》，可见汉人是将辞称为赋的。与汉人不同，南朝时人则有意识地加以分辨，如任昉《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就以赋和《离骚》区分开来，而阮孝绪《七录》也将《楚辞》单独列为一类。因此萧统以《离骚》与赋分别，反映了他对辞赋二体的辨析，这是正确的见解，不知徐复观先生为什么对此却要提出批评？钱穆先生说：“宋玉与荀卿并举，列之在前，顾独以骚体归之屈子，不与荀宋为伍，此一分辨，直探文心，有阐微导正之功矣。”[2]（P118）以此探讨萧统骚别于赋的用心，可谓卓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