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法是佛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小乘佛教讲“戒、定、慧”，大乘佛教讲“六度”，其中都包括禅定一项。东汉安世高“其所敷宣，务在禅观”（齐·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六《阴持入经序》）最先把小乘禅法介绍到我国，稍后支娄迦谶又传入大乘禅法。禅法种类颇多，据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考证，汉晋流行的大体有四种，即念安般、不净观、念佛和首楞严三昧。我们试按有关释典略加诠解：念安般即“以禅心寄托于呼吸”（安般乃出息入息），与中国本土原有的道家吐纳法相似，据昙摩蜜多译《五门禅经要用法》所说，是用以对治“乱心多者”，流行于安世高译出《安般守意经》后；“不净观”按《五门禅经要用法》所言乃对治“贪爱多者”，方法是意守白骨死尸等人身不洁之象，冀求破除色欲，安世高译《阴持入经》、鸠摩罗什译《禅秘要法经》等均有记载。“念佛法”是先观佛像，相相明了，一心意持，还至静处入定，就可以看到一佛二佛乃至十方无量世界诸佛色身，并可请诸佛说法解难，见汉支谦译《般舟三昧经》等。“首楞严三昧”更为神秘。据鸠摩罗什所译《新出首楞严经》（该经的首译本已佚）载：“佛告坚意，有三昧名首楞严，若有菩萨得三昧，如汝所问，皆能出现于般涅槃而不生灭，示诸形色而不坏色相，遍游一切诸佛国土而于国土无所分别”。总之，修行者若能达到这种禅定状态（三昧），就可具备无上神通。一般说来，上述四种禅法，前二种属于小乘禅法，后二种属于大乘禅法。 禅观与想象 禅法实际包括“止”、“观”两方面。所谓“止”，亦即“入定”，要求修行者高度集中注意力，排除一切杂念；所谓“观”，就是按照指定的程序进行思维活动，以便产生佛经所启示的种种幻觉，并从中领会佛教的义理。 我们先来看看禅观。 禅观实质上是一种形象思维。高尔基曾经指出：“想象在本质上也是对于世界的思维，但它主要是用形象来思维，是‘艺术’的思维”（《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论文学》第160页）。 这就是说：想象从本质上来说属于形象思维。而禅观恰恰好似一种名符其实的想象，并且和文学创作过程中的想象有某些相通之处： 首先，禅观多以表象为基础。所谓表象，就是人的记忆所保留的客观事物的形象，它是艺术构思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而多数禅法（如果不是所有的话）同样赖表象以奏其功。姑举观佛法以明其余： 初教观佛，先教坐定意，不念外念诸像使人。然后将至好像前，今谛观像相好分明，然后安坐，教以心目观此像相好。 《五门禅经要用法》 观佛法指示修行者即心见佛，修行者倘若对佛的形象一无所知，即使澄心至诚、一意冥想，也无法产生相应的幻觉。幻觉虽幻，尚赖于真。因此，禅师要先带领修行者去谛观佛的塑像，以求在头脑中留下清晰而稳定的表象，为下一步以心观像作好准备。上述引文中的“相”、“好”，即指必须铭刻于心的佛貌：所谓“三十二相”，包括眉间白毫、顶出日光等；所谓“八十种好”，包括鼻不现孔等。这样的异容，诚然难以向壁心造！另外一些禅观所需的形象（如不净观中的蛆虫、白骨、死尸等），则基于修行者日常已经积累的表象。这些表象，就其实质来说都是物象，并非特定的宗教幻觉。作为思维所使用的材料，习禅者可以藉助它们领略佛理，文艺家也可以凭借它们创造出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如《西游记》中的如来佛与白骨精）。就这个意义上说，二者的起点似乎恰好暗合。 其次，禅观的过程与形象密不可分。禅观的特征是依靠对心造幻境的凝神观照来领会佛教真谛，它要求修行者凭藉有关的表象、充分发挥想像力、构想出为佛教修行所必需的种种形象： “人之自信无过于眼，当观好像便如真佛。先从肉髻眉间白毫下至于足，从足复至于肉髻，如是相相谛取，还于静处，闭目思维，系心在像，不念他念。若念余缘，摄之令还；心目观察，如意得见：是为得观像定。当作是念：我亦不往像亦不来，而得见者由心定想往也。然后进观生身便得见之，如对面无异也。 《思维要略法》 从上文可以看出：这种“思维”是以表象为基础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系心在像，不令他念”，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形象思维的特征！而且，这种像是具体的、可以用“心目观察”的形象（当然，这种观察非同一般，乃是内省之意）。如果参考其他禅经还可以发现：这种形象实际上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单单《禅秘要法经》所列的三十观，就有种种令人咋舌的奇景：有人体骨肉皮血的豁观、有地火风水的变幻，有结趺坐于莲花之上的丈六金像，“复有众像，飞腾虚空，放金色光，满虚空中，犹如金云，变以金山，相如无比……”这些风云波诡、神秘莫测的景象，是佛经上所许诺的，笔者不诚，未曾亲履，然而据《高僧传》、《续高僧传》等书中关于习禅部分的记载，的确有僧人见过。即心观像的关键所在，其实上引《思维要略法》已经略略触及了，这便是“心定想往”，亦即要定心于中，排除一切世俗观念和左道旁门的干扰，坚信按照既定的修行方法可获得正果，以此等信仰为前提，将自己的想象力尽可能地加以运用。而我们的艺术构思，不也需要“系心在像、不令他念”吗？不也要求创造可窥之“意象”（《文心雕龙·神思》“窥意象而运斤”）吗？不也以“收视反听”（陆机《文赋》）为条件吗？不也以想像力之运用为重点吗？当然，它和禅观是有原则区别的，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谈到。然而，倘若说禅观的输入给我国古代的形象思维增添了新鲜内容，从而对艺术想象论的研究作出了某些前所未有的启发，应该说不太冒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