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论说方式和特点，已故的美国著名王国维研究专家李又安（A.A.Rickett）教授曾指出过令西方学者头痛的问题， “每一位学者早就意识到了由中国批评写作的本质所引发的特殊问题。……其中最令人沮丧的问题之一就是被描述成‘闭路式’ （ closedcircuit）的批评世界。”（注：Rickett,A,A.,ed.1978,Chinese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from Confucius to Liang Ch'i - ch'ao.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4,p.4－5.）这种所谓“闭路式”的批评方式就是中国学者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往往从直观、经验和感受出发，大多采取点到为止的文评方式，而不针对概念范畴进行界说并展开论述。中国古代文论无体系似乎已成定论。 中西学者均对此持有类似的观点，“中国古代文论有自己的一套术语系统与思想系统，可它并没有以严密的逻辑系统表现出来，就是说，古代文论没有现成的理论体系。”（注：祁志祥《中国古代文学原理》学林出版社，1993年，第2页。）而著名学者刘若愚（James Y.Liu）的高足林理彰（Richard Lynn）就曾指出，“现代中国诗学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展一种分析系统，这一系统要能归纳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种种诗歌理论，因为这些理论有一些是补充性的，而另一些则恰好相反。”（注：Lynn,Richard John.1993."Chinese Poetics"in A. Premingerand T.Brogan,eds.The New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Poet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他在编辑刘若愚先生最后一本专著《语言——悖论——诗学》（Language- Paradox- Poetics: AChinese Perspective）的序言中也指出， 刘氏“长期考虑的问题是中国诗性表述的本质；如何从那些往往不成体系的，零散的中国批评论述的样式中归纳出文学理论体系以及如何建构中西文论比较研究，以发展出富有成果的实用性批评及阐释方式并将其中一些加以命名。”由于中国自成体系的文论专著为数不多，因而这种散见于各类文献的语录体及诗话、词话式的文学评论不仅成为西方学者最感头痛的事，而且也成为中西文论最大的差异之一。对这一传统的成因，西方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加以了评说。 加拿大华裔学者叶嘉莹从语言和思辨角度予以了说明，“关于此一问题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来加以探讨。第一，我们所要提到的乃是不同民族各有不同的特质，中国的民族似乎一向就不长于西方之科学推理的思辨方式。这样说虽似乎有些武断，可是我们只要对中国语言的特征一加反省，便可知道这话乃是可信的，因为语言的组合方式也便是民族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中国语言的组合在文法上是极为自由的，没有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态的区分，而且对于一些结合字句的词语如前置词、接续词、关系代名词等也都不加重视，一切都有着绝大的自由，因此在组成一句话时，主语、述语与宾语以及形容词或副词等都可以互相颠倒或竟而完全省略，而且在行文时也一向没有精密的标点符号。具有这种语言特征的民族，其不适于做严密的科学推理式的思考岂不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再则中国的思维方式还有一个特征，那便是重视个别的具象的事物而忽略抽象的普遍的法则。中国人喜欢从个别的事例来观察思索，而不喜欢从多数个别者之间去观察其秩序与关系以建立抽象的法则，所以中国的诗话词话便大多乃是对于一个诗人的一首诗或一句话甚至一个字的品评，或者竟然只是一些与作品无关的对诗人的轶事琐闻的记述，而却从来不愿将所有的作品中的个别现象归纳出一个抽象的理论或法则。甚至在触及到极抽象的问题时也仍然只予以具体的形象化的说明。……总之中国人忽略客观的抽象法则之建立，乃是中国文学批评缺乏理论精严之著述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则中国人的思想乃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的，重视实践的道德，也重视文学的实用价值。……另外还有两种思想也曾给予中国文学批评以极大之影响的，那就是老庄的道家思想和佛教的禅宗思想。如我们在前面所言，中国民族的思维特色原就比较偏重于具象及直观的方式，而老庄的思想则更重在爱好自然而弃绝人为，因此中国人对于文学乃形成一种想要超越寻常智虑而纵情直观的欣赏态度。至于印度的佛学，则虽然有其因明学一派的严密的理论，可是这种思辨方式与中国的民族性并不相合，所以佛学传入中国以后，给予中国影响最大的乃非因明之学而却是禅宗之学。……这种‘直指本心’的妙悟方式，融会了道家的弃绝智虑的直观态度，于是乃形成了中国偏重主观直觉一派的印象式的批评。更加之以中国文士们对于富于诗意的简洁优美之文学的偏爱，所以在文学批评中也往往不喜欢详尽的说理，而但愿以寥寥几个诗意的字来掌握住一个诗人或一篇作品的灵魂精华之所在。这种直观印象式之批评的风习和偏爱，乃是使中国文学批评不易发展成为体系精严之论著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注：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5－1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