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由中国诗经学会、山东大学主办，山东师范大学、济南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淄博学院、山东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协办，并得到山东省和济南市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的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8月4日～9日在济南召开。 大陆以及香港、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270余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提交论文160余篇。会议期间对中国诗经学会1993年成立以来的学术研究及组织工作进行了总结，并评选、颁发了中国诗经学会第一届学术研究成果奖。 此届研讨会的基本主题是回顾诗经学发展的历史，展示当代最新研究成果，瞻望21世纪新的进程，把现代诗经学在世界范围内继续发扬光大。 关于本世纪诗经学发展历史的回顾，夏传才先生6万4千余字长文《20世纪〈诗经〉研究的发展》系统总结了本世纪的《诗经》研究：纵向上，根据时代背景及《诗经》研究的特点分作6个阶段评析，认为清末民初是传统诗经学衰退和出现革新萌芽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使《诗经》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模式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诗经》研究从此进入现代诗经学的历史时期；30～40年代是现代诗经学的建设时期；新中国“前十七年”是由兴旺到逐渐封冻的时期；文革之后进入继往开来的新时代。据夏先生统计，从1950年至本世纪末，大陆正式出版的《诗经》研究著述和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总数约3000目，其中约四分之三发表于1980年之后（尚未计此届研讨会提交的未发表的论文）；自90年代中期现代诗经学进入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多元化的转型期。横向上，不仅对各阶段的研究状况作了全面评析，而且对《诗经》研究史上长期聚讼未决的难题、公案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个人的看法。如：关于“孔子删诗”，夏先生认为“在现代回顾孔子删诗公案，其性质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它实质上只是一位教育家和经过他编选的一部教材的关系，一位古文献整理专家和他所整理的一部上古文献的关系”，“孔子将搜集到的重复芜杂的各种抄本（版本），仍按原来的编次和规模，去其重复，校正音律，进行语言规范化，保持原作的内容和表达风格，完成了质量大大提高了的新版本。”孔子曾整理过《诗经》，对此古今无异词。分岐在于这与司马迁所言“孔子删诗”是否为同一概念。关于《毛诗序》，夏先生认为“它不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其中保存了一部分先秦古说，还有秦汉之际的旧说以及汉儒的续作”。对待《毛诗序》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寻绎文本文义，考察背景，一一辨析，从其是而黜其非”。这可以说代表了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关于《商颂》的时代，夏先生说：“我们承认《商颂》是殷商旧歌，又经过春秋时人整理加工写定。”兼取两派之说的合理成分，该是公允的了吧。问题在于断定作品的创作年代，究竟是根据其创作的滥觞（内容的发生流传）还是最终的写定，还是兼而述之？这是学术界始终未能达成共识的问题。似乎“兼而述之”更合情理，因为《诗经》中涉及民族历史、民俗等内容的诗歌创作多有个过程，上古神话、歌谣乃至早期典籍的写作也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关于《诗经》的传播接受，韩国学者李相宝教授在《韩国受容〈诗经〉的历史考察》一文中搜集整理了在韩国出版的有关《诗经》的书目，同时考察了韩国受容《诗经》的历史，使我们得知韩国早在古朝鲜时代，即高句丽17代小兽林王2年（公元372年）就已设中国式太学教汉字和五经（《诗》、《书》、《易》、《礼》、《春秋》），而当时高句丽夫余国支族百济已设五经博士。 王晓平的《诗经的异文化变奏》评介了日本研究与接受《诗经》的状况，发现日本近现代以来对《诗经》的翻译、改写，更加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化汉为和、和汉并存的特点。如：寺内章明的《国调周诗》是用日本和歌的形式来改写《诗经》；金子兜太的俳句集《诗经国风》则是从《诗经·国风》中获取制作俳句的灵感和启示；霞朗咏会则以“吟咏温柔敦厚思无邪之诗歌，以涵养性情，陶冶性格”为宗旨。我们可以理解，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在异文化背景的接受中都会被融入异国情调，但我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西方的阿萨·威利会将《唐风·无衣》英译为一位女子对情人或丈夫的深情咏唱：“我多么想在你的床上暖暖地抱在你的怀中入睡”；日本的金子兜太会从“月出皎兮，佼人僚兮”（《陈风·月出》）想到“利根川流域，巧遇美女正群浴”，会将《伯兮》“为王前驱”的自豪感转变为“绿荫下只有君王，而我出征的伯啊，不知在何方”的淡淡不平。惊讶之余，由《诗经》在不同空间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命运，想到《诗经》在本土不同时代不同政治背景中的命运，也就见怪不怪了。《诗经》在本土的诠释研究史，其实也是一部主体色彩浓厚的接受史。 一些学者提出很好的建议，香港中国古典文学会会长丁平教授建议为促进《诗经》的普及与研究，应在大专院校中文系建立《诗经》单元课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孙关龙先生建议加强从百科角度研究《诗经》，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希望以诗经学会的名义建议教育部在中小学语文课中增加《诗经》课时，在大学理工科增设《诗经》鉴赏课。张启成教授建议在《诗经》研究中提倡科学严谨务实的学风，避免简单化庸俗化倾向。台湾学者杨晋龙先生认为论文选题应经论证，避免“炒冷饭”，以提高研讨会的学术质量。这些建议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一些论文的观点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分述如下。 关于《诗经》的文化研究 赵敏俐《周代贵族的文化人格觉醒及其意义》，通过对《诗经》和有关记录周代文化典籍的研究，认为周代贵族对“君子”称谓的才德定位，对于自身高尚道德人格的社会功能体认，以及他们在个体生命价值不朽方面的思考与追求，说明殷周之际不但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人格开始觉醒的伟大时代。周代贵族以如何做人的积极实践，不但为后世树立了一批具有崇高精神的人生楷模，而且奠定了我中华民族面向群体的优秀文化人格传统。认为人的进步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今日研读《诗经》，在诠释文本的同时应注重优秀文化人格传统的继承。王丽娜《〈诗经〉研究与现代文明建设》、（韩国）宋昌基《思无邪诗教之现代意义》也同样超越了章句之学，而涉及到《诗》之用，涉及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涉及到《诗经》研究的现实意义，这应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