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Ⅰ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1-0124-05 如果说光绪三十年清廷的颁诏正式废除科举，造成了“士人”阶层的解体，那么，其后不久的白话文运动则使古代文学失去了显学地位。时至今日，古代文学研究的传统虽然一直不曾断过，但其地位的边缘化却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古代文学研究者，对边缘化的事实是应该正视的，也无须为此作什么不平之鸣。我们似乎应该思考的是：古代文学研究是不是已走到穷途末路，如何面对这种危机，其价值和意义何在，具体研究中的操作手段和方法当怎样把握。正是带着这些疑问，1999年9月25日，由广东省古代文学研究会、暨南大学文学院、《学术研究》杂志社联合召开的'99广东省古代文学博士研讨会在暨南大学文学院举行。会议集中就以上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将以几个主题为纲而述其大要。 一、关于古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80年代以来，古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和边缘性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时至世纪之交，古代文学研究向何处去，如何考虑其学术战略和具体操作，等等，又是学术界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蒋述卓（暨南大学）认为，尽管古代文学边缘性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并不意味着它已走到了尽头，相反，我们还可以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深入下去，甚至可以多跨几个学科和边缘。有的时候，只要角度稍跨，用新视角去看问题，就能得到新的东西，如吴承学的文体学研究、蒋寅对清诗话的收集整理等等就是这样。至于学术向纵深方向的开展，应该把“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相结合，学术应是有思想的学术，应在思想上有所推进，古代文学研究总是当代研究，应体现当代意识。 黄仕忠（中山大学）认为，结合边缘交叉学科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路子是可以行得通的，问题是如何改变过去的研究思路。他提出三点意见，其一，只有观念的改变，才能使研究进一步拓展。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和吴梅的明传奇研究等，都是在对传统戏曲研究的路数进行了延伸和拓展以后，结合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成绩和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其二，要重新评价已经研究过的东西，许多工作其实尚需重做，特别是很多基础方面的东西。其三，我们还应该再审视一下，文学到底是什么？如何界定文学的概念？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影响到许多方面的研究，也难以使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深入下去。 魏中林（暨南大学）则以为，虽然边缘性和多元性研究仍是当代的一条路子，其实则一直未形成新的思路，以后如何走下去是需要考虑的。他对此提出了直通、旁通和会通的要求。直通，即要有坚实的文献基础和掌握现代文艺学诸方法和理论。旁通，即要求综合融通，不仅要有中学的基础，也要有西学的理论素养。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会通，亦即对研究工作的突破。傅剑平（华南师范大学）亦作如是观，而且还认为研究者在打通学科界限的研究工作时，注意才学识的结合，其中“识”又是最为重要的。张海沙（暨南大学）不但肯定了文学研究的边缘性问题，而且还进一步说，边缘性研究其实并不能说是“边缘”。因为文学研究本来就是综合性的，作家本身也是综合的，研究者也应该是综合的，如果我们真把文学当作人学看待，文学研究也就不存在什么边缘问题。 二、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不足与今后的对策 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是从本世纪初王国维等人开始的。那么，整个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与古典形态的研究究竟有何差异呢？吴承学（中山大学）认为，最主要的一条，是背景与目的的根本不同。现代的文学史研究，最早的目的是为了传授知识——作为一种大学教材，所以极其重视古代文学史的知识，这是一种传统。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人对于古代作品越来越生疏，于是，文学史研究在知性方面的任务愈来愈重。而且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古人的诗文评的前提不是写给毫无文学知识的人看的，不是普及文学知识，而是心心相印的体会交流，是欣赏性的，带着强烈的审美目的。现代的文学史研究向知性倾斜，在研究上也就要求文学史有认知功能，从而使历史现象的真实成为文学史编写的主要价值标准。但是，文学史的重点，是它的文学性而不应该是历史的知性，只有注重文学性，才能使文学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及文化学等区别开来，从而独立出来，而不是成为一门附庸的学科。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文学史，不仅是为了让广大读者或学生了解古代文学历史的基本知识，而且更是为了追求那种曾经感化、震憾人类心灵而现今已是杳然难寻的文学精神，或者至今仍然继续感动着我们的文学精神。21世纪的文学史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古典文学进行真正文学意义的研究，要发掘古典文学的精神，我们要向古人学习，提高文学研究中的诗性分析与审美感悟能力。 程国赋（暨南大学）把本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存在的不足概括为三条。其一，古代文学研究界缺少学术争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虽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并没有形成学术争鸣的空气，很多文章，包括一些书评，都是互相吹捧，只谈成绩，不提缺点。其二，缺少“通才”和大家。在建国以后的古代文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名家，他们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某一具体领域有着个人独到的看法，但他们的研究往往就局限在这一具体领域，离开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涉及到古代文学研究的其他问题，他们就很少有发言权。反观本世纪上半段的古代文学研究队伍，可以发现，人数上虽不及建国以后，却不乏大家和“通才”。如王国维既研究戏曲、小说，又研究诗词、美学、古史、古文字学；汪辟疆研究清诗，又著有《唐人小说》；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涉及诗词、小说等多种文体；刘大杰、谢无量等人以一人之力编写中国文学史等等。其三，古代文学研究的国际化程度有待进一步加强。这种国际化，不外乎两个内容：一是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要凸现自己的特色；二是要逐步走向世界，与国外的汉学研究、文学接轨，力争使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成为世界性的研究课题之一，做到研究对象的国际化，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的国际化，注重学术交流，了解信息。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研究，1992年，哈佛大学的欧文教授所写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读本》中曾介绍了美国的方教授认为《二十四诗品》是伪作的观点，并认为《二十四诗品》那样的语言，不可能出现在唐代，只可能出现在宋以后。这条材料可能会为最近几年关于《二十四诗品》作者的论争提供一些线索和资料，可是国内学者显然都不太了解。这个事例说明了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应当进一步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