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集保存整理述要（之一）

      [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 （1999）05—0061—12

      金朝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金代文学则以其雄健磊落、奔轶绝尘的独特风貌为北雄南秀、异轨齐驱的中华文学提供了重要的范本。因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宋自南渡以后，议论多而事功少，道学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献，实並入于金。特北人质朴，性不近名，不似江左胜流动刊梨枣。”（卷一九零总集类四）继辽而起的金朝，与僻处北方一隅之地的辽朝不同，当它灭亡北宋以后，占据了长江、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正是在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和女真等少数民族纯朴的草原文化互相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丰富多彩、光照人间的金代文化。一如清人龚显曾《金艺文志补录》讲过的：“金源魁儒硕士，文雅风流，殊不减江以南人物。如虞仲文、徒单镒、张行简、杨云翼、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辈，或以经术显，或以词章著，一代制作，能自树立；而《金史》艺文志阙如，可不为之斠补而表彰与欤？”（《亦园脞牍》卷四）

      据《金艺文志补录》的著录，当时金代作家有文集留存者，不下九十余人。然而当金、元鼎革易代之际痛遭兵火散亡，所剩已经无多。元初文学家张德辉在《中州集后序》中指出：“百年以来，诗集行于世者且百家，焚荡之余，其所存者盖无几矣。”实际上有金一代典章文物所遭受的洗劫，金亡前后虽属大端，尚非仅有。早在贞祐二年（1214年）金廷由中都（今北京）南迁南京（今河南开封）之时，中原地区就蒙受了一场空间的灾难。其时由于蒙古铁骑的南犯，“室庐扫地，市井成墟，千里萧条，阒其无人”（李俊民《泽州图记》），文化典籍自亦难免扫荡之灾。而且正象《元史》所述，当“太祖（成吉思汗）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的情况下，近臣别迭等即向成吉思汗进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虽然由于耶律楚材的极力反对，使惨绝人寰的悲剧后来没有完全成为不幸的现实，但是这一惊世骇俗之论既然能够出现，足以使人想见蒙古军队南犯之初草菅人命、杀人如麻的情景。则赵秉文作于贞祐初年的《饮马长城窟行》诗所谓“胡人以杀戮为耕作，黄河不尽生人血”（《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五）良非单纯夸张之语。因而元好问曾经十分痛心地指出：“贞祐丧乱之后，荡然无纪纲文章。”（《太古观记》，《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五）仅以元好问的家乡河东北路忻州（今山西忻州市）为例，据元好问在《中州集》卷七王万钟小传中记载，当贞祐二年三月三日忻州陷于蒙古军队之手时，“死者十余万人”，元好问之兄元好古即殁于“北兵屠城之祸”（《敏之兄墓铭》，《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五）。其时元好问“避兵阳曲、秀容之间，岁无宁居”，“家所有物，经丧乱而尽”（《南冠录引》，《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七），所幸“藏书壁间得存”（《故物谱》，《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九）。但是在元好问于当年举家南渡黄河、避居三乡时，“载二鹿车自随”的千余册图书再经洗劫，“焚荡之余，盖无儿矣”（《故物谱》）。金朝硕儒名家精心撰构之作，命运亦不例外。比如赵秉文在给金代中期主盟文坛的党怀英的文集《竹溪集》作序时，即称“近岁寇攘，丧亡几尽，姑裒次遗文仅成十卷，藏之翰苑云”（《竹溪先生文集引》，《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五）。党怀英的文集尚且如此，其他人的作品可想而知。至于天兴三年蒙古亡金前后，由于再度“塞马南来”，铁蹄所向，无不摧灭，礼乐文章，扫地以尽。金末作家李俊民甚至认为，自北齐文宣帝“天保四年（553 年）至今癸卯（1243年）七百五十一年（周惠泉按：当为六百九十一年之误，此处盖李俊民多计六十年一甲子），其间升沉兴废者屡矣，虐焰之酷，未有甚于此时者”（《大阳资圣寺记》，《庄靖集》卷八）。其时学人文士，不遑宁处，文事堕地，势所必然。例如曾经魁进士第于平阳、南渡后仕为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的一代名士张邦直，据刘祁所说，金亡前夕“南京（指开封，为金后期都城）被围，阙食，余遇之富城西，敝衣蓝缕可怜。已而闻鬻卜天街，值一回鹘问卜，子忠（邦直字）以文语应之，为回鹘所殴。北渡将还乡，道病死，哀哉！”（《归潜志》卷五）张邦直的遭遇并非文士中的特例，因而当神州陆沉之际，元好问有感于一代学人的悲惨命运而于汴京围城中秉笔撰写的《癸巳岁（1233年）寄中书耶律公书》有云：“百年以来，教育讲习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无几；丧乱以来，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难，成之又难，乃今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饿，造物者挈而授之维新之朝，其亦有意乎？无意乎？诚以阁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学馆之奉，不必尽具，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体，无甚大费；然施之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阁下求百执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将不能少助阁下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为世用，此诸人者（按指元好问向耶律楚材推荐的五十四人）可以立言，可以立节，不能泯泯默默，以与草木同腐，其所以报阁下终始生成之赐者，宜如何哉！阁下主盟吾道，且乐得贤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劳，宜不为诸生惜也。”（《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九）为了维系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元好问对于蒙古汗国中书令耶律楚材不惜低声下气，游说百至，其用意无非是在一场空前的浩劫中为文士学人、一代精英争取一个起码的生存条件。文人的温饱存活尚且难求，作品的散佚不传可想而知。斯文扫地，痛何如哉！当此之时，金代作家的文集佚失者当一定更多。还有一些作家遭逢乱世、不幸身亡以后，虽然有人愿为鸠集遗稿、刻木以传，但是身处板荡之余而一直无法如期实现，以致成为永远不能弥补的缺憾。比如金末诗人李汾（长源）的作品就属此类。同时诗人王元粹《哭李长源》诗云：“十月西来始哭君，山中何处有新坟。以才见杀人皆惜，忤物能全我未闻。李白歌诗堪应诏，陈琳书檄偶从军。穷途无地酬知己，会待升平缉旧文。”但是升平岁月终未盼到，历经磨难之后王元粹本人亦在孤苦无依的境遇中相随过世。有感于此，千载之下仍然使人难免怦然心动，为之惋惜。士之生不逢时，死不传世，金代文人的命运何其不幸乃尔！李汾是元好问的“三知己”之一，其作品如元好问在《中州集》卷十李汾小传中所说，多于“兵火中散亡”，所幸《中州集》保留部分诗作，乃好问“就其少作”，“所能记忆者录之”。（《中州集》卷十“三知己”）尽管李汾现存作品为其早年之作，却为后人称推不已，比如清代的王士祯在谈到《中州集》和金诗的时候，即认为“刘迎无党之歌行、李汾长源之七言律，为《中州集》之冠”。（《渔洋诗话》卷下）假如李汾能够免于不幸早逝，或其金、元易代之际的晚期作品得存，则何可限量哉！殆与元好问并驱争先亦未可知也。

      金代作家的文集历经天翻地覆的时代巨变以后，到了元代流传已少。在元人纂修宋、辽、金三史时，苏天爵就曾发出感叹：“金儒士蔡珪、郑子聃、翟永固、赵可、王庭筠、赵沨皆有文集行世，兵后往往不存。”（《三史质疑》，《滋溪文稿》卷二十五）当然仅就蔡珪而言苏天爵是讲错了，蔡珪文集入元以后当尚有存本，元初诗人郝经《书蔡正甫集后》（《郝文忠公集》卷九）一诗可以为证。不过其后又经元、明两代的歧视，金人文集多无所传。存留至今者，仅有蔡松年《明秀集》（原本六卷，今存三卷）、王寂《拙轩集》（清人辑本）、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李俊民《庄靖集》、元好问《元遗山先生全集》、段克己和段成己《二妙集》，不足已知金代文集的十几分之一。金代的诸官调作品今存者有无名氏《刘知远诸宫调》（残本）、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它们不仅丰富了金代文学的内容，而且对于探索北曲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实物材料。金代诗歌总集则有元好问在北渡以后为了保存一代文献而编选的《中州集》，所录作品虽与金诗实际数量相去甚远，不过除了当时在世者没有入选以外，大多数重要作家的诗作或多或少皆有收录；尝鼎一脔，大旨可知，为我们了解和研究金代诗歌与金代文学提供了重要依据。继元好问之后，元代的房祺将《中州集》未收的两河流域金代遗民诗人的部分诗作编为《河汾诸老诗集》，保存了金亡前后一部分金代诗人的作品。其后清人郭元釪又对《中州集》加以全面增补，汇成规模更为可观的《全金诗》，至此现存金代诗歌庶几粲然大备。至于金文总集，则有清人张金吾纂集的《金文最》和庄仲方纂集的《金文雅》，虽然前者尚非金文作品的全帙，后者实为金文作品（包括少量诗作）的选本，在一定程度上毕竟起到了弥补一代金文之阙的作用。词集则有今人唐圭璋编定的《全金元词》，诗评类有近人陈衍编辑的《金诗纪事》。

      一、《明秀集》

      《明秀集》，蔡松年撰。蔡松年（1107～1159年）是金初文学家，字伯坚，号萧闲，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他在北宋宣和末从父蔡靖守燕山，宋军败绩时随乃父降金，仕至右丞相，封卫国，加封吴国公，谥文简。完颜宗弼（兀术）南进伐宋、与岳飞等交战时，松年曾为宗弼“兼总军中六部事”（《金史》卷一百二十五本传）。金主完颜亮为了投鞭南渡、混一天下，对于其家历代仕宋的蔡松年亟擢显位，以耸南人视听；正隆四年松年谢世时，完颜亮曾亲自奠于其第。蔡松年以词著称，元好问认为“百年以来乐府（按指词）推伯坚与吴彦高”（《中州集》卷一）。《明秀集》有魏道明注本，原书六卷，录词一百七十七首，今存一至三卷，存词七十二首。清人朱彝尊《词综》所录松年词《尉迟杯》一阙，按目录应在第五卷；万树《词律》所存《月华清》一阙，按目录应在第四卷，皆为今本所无。但《词综》汪森序写于“康熙戊午十七年”（公元1678年），《词律》万树自序写于“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皆在《明秀集》一书佚而复得以前，当从《中州乐府》选录。《明秀集》最早著录于南宋后期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可见《明秀集》在金朝时、最晚在金亡不久就已传入宋境。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该书孤本尚藏民间，未显于世，因而不及收录。蔡松年的词作清新隽爽，调高格奇。虽然他一生官运亨通，所作却一再吟咏着山光水影和长林丰草，反复表示希望“求田问舍”、“早退闲居”。如“我有一峰明秀，尚恋三升春酒，辜负绿蓑衣”（《水调歌头·送陈咏之归镇阳》）、“老境骎骎，归梦绕、白云茅屋”（《满江红》）、“谁识昂藏野鹤，肯受华轩羁缚，清唳白蘋洲。会趁梅横月，同典锦宫裘”（《水调歌头》）、“吾老矣，不堪冰雪，换此萧闲。传语明年晓月，梅梢莫转银盘。后期好在，黄柑紫蟹，劝我休官”（《雨中花》）等等，不胜枚举，所在多有。作家所以反复道此，是其由宋仕金以后颇为复杂的内心矛盾所决定的。元人对蔡松年评价甚高，王邻在序《湛然居士文集》时至有“贾、马丽则之赋，李、杜光焰之诗，词藻苏、黄，歌词吴、蔡”之语，把蔡松年与贾谊、司马相如、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相提并论，足见其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魏道明注文虽有牵强附会和繁冗琐屑之弊，金末王若虚、元好问对之皆有微词，但是由于注文详记同松年赓唱迭和诸君仕履始末，不仅对理解原作有所帮助，而且使一代人文得所考核，足补《中州集》、《归潜志》之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