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郭麐云：“（词）至东坡，以横绝一世之才，凌厉一代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注：郭麐《灵芬馆词话》卷一，《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蔡宗茂云：“词盛于宋代，自姜张以格胜，苏辛以气胜，秦柳以情胜。”（注：蔡宗茂《拜石山房词序》，见《清名家词》，上海书店复印本。）近代蒋兆兰亦云：“自东坡以浩瀚之气引之，遂开豪放一派。”（注：蒋兆兰《词说》，《词话丛编》本。）前贤以气论苏词者，概不止此数家，皆是的评。然则，苏词气从何来？其发为文辞，溢为何貌？行于文中，又呈何势？诸家所评，惜皆不详。今本文欲从气本、气现、气动诸角度对苏轼词风作出较详细之探讨，以证苏辙“文者气之所形”，“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注：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栾城集》卷二十二，《四部丛刊》影明本。）之说，并就教于方家也。 一 气为何物？陈竹先生在《中国古代气论文学观》中把气的含义概括为三个层次：即宇宙之气，人体生命之气，精神活动之气。（注：陈竹《中国古代气论文学观》第7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本文主要是在第三个层次上来立论的。从精神活动方面来论气，首先是把气看成一种精神状态，特指一种不安定不平静的激烈情绪，如《庄子·庚桑楚》说：“欲静则平气”。其次是将其视为一种人格力量，胸襟气度，如孟子的“养吾浩然之气”说。文学史上，曹丕是第一个以气论文的，其“文以气为主”中的“气”主要是指作家的气质与创作个性及其在作品中的体现。他虽然认为人之气有清有浊，但在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评论中，显然更推崇“遒”“壮”有力的阳刚之气。由于上述三种原因，“世之言气，则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穷，动而不止者当之”。（注：魏禧《论世堂文集序》，《魏叔子文集》卷八。）于是，气也便有了“意气风发”、“气魄宏大”、“气势飞动”、“气概豪迈”等充实、强壮、激昂、流走的含义。 气从后天的意义而言，是人们长期人生体验与认识的结果。它是通过自觉与不自觉两种途径形成的。以自觉方式主观修养形成的可说是一种“养气”，以不自觉方式客观激发形成的可说是一种“激气”。就苏轼而言，由于其深厚的素养与特殊的经历，其“激气”与“养气”的力量都远较常人强大，对其为人与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送参寥师》中，他说：“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这种忧愁不平气正是在长期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中激发起来的。由于这种“气”是一种被动的、长期地郁积而成的情绪，所以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积气”，以与主动养育的“养气”相区别。在《韩文公庙碑》中，他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所讲的就是主体为了增强自己的精神力量而主观自觉修养成的一种“养气”。从苏轼诗、词、文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郁积而成的“积气”，往往表现为一种深重的慨叹与激烈的意气，其内涵是饱含人生忧患的。而那种怡养而成的“养气”，却具有人生根柢的意义，它作为一种至大至刚，充塞天地的气概、气度，有着超越一切、战胜一切的力量。 苏轼的“养气”主要来自儒道佛三方面的思想修养。儒学对其思想有定势作用，是“养气”中的“底气”。他“养气”中那种宽厚宏博的浩然正气，当然主要是儒家弘大刚毅的人格精神长期哺育的结果。而“积气”中的悲愤与烦忧也大多是因为儒家的人生理想难以实现，儒家所提出的社会责任未能尽到而产生的。据《宋史》本传记载：“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可见他虽然早期就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但天性中却有着一份酷爱自由的气质。这种气质使他与道家精神十分接近，从而与《庄子》一见之下，深相契合，进而研读其书，自觉接受那种“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所谓“仙风道骨”的熏染培养。当然，庄子那种愤世嫉俗的反叛精神，那种淡泊甚至鄙弃名利，不为物累的超然境界，那种要求“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大宗师》）的消极思想，无疑都会给他带来影响，形成其诗文中的逸气、愤气、冲淡之气乃至游世之气。随着人生道路的不顺利，道家诸气愈来愈占据他的心灵，亦即愈养愈厚。不过苏轼主要还是吸取了其珍惜生命、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一面，要之，道家的“仙风道骨”才是他所最需要的。总之，来自儒道两家的“养气”使早期的苏轼即希望象范滂等儒家刚毅正直之士一样，为实现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而尽忠效力，又希望能象《庄子》中的至人、神人、圣人一样，摆脱来自精神、物质、时间、空间的种种束缚，获得极大的自由。然而在中年时期所遭遇的“乌台诗案”的当头棒喝之下，早年因家世奉佛气氛与在杭州时交结名僧所种下的佛门净因，也应机成熟了。从结案后贬谪黄州时期起，他自称居士，表示对佛门的倾心皈依，在《黄州安国寺记》中说：“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在《与毕仲举书》中说：“佛书旧亦常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可见他正是希望通过佛学的修养使自己心神平和宁静，心智明辨通达，从而使这种“静而达”的“养气”超越来自世俗现实中包括“习气”在内的“积气”的。但人只要生活在现实之中，其“积气”就必定如春草一样，尽管时时“锄治”，仍将“旋去旋生”，何况苏轼屡遭挫折，又是情感丰富的真性情人，焉能所激无气？于是这又促使苏轼进一步“养气”。正是这种来自多方面的“积气”与“养气”的激荡交合，使苏轼有了“要将百篇诗，一吐千丈气”（《与顿起、孙勉泛舟探韵得未字》）的心理需要。而苏轼于诗词中所涵茹吞吐的“千丈气”，则不仅包括了“忧愁不平气”与“浩然之气”，也包括了超尘逸俗的清虚放旷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