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宋词分为北宋词和南宋词来加以界定和研究，几成学术界的共识，这固然是因为它们所产生的历史时期不同，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从文学角度讲，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甚至是带有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全方位地体现在其所表现的内容、运用的技巧，以及由此造成的创作风格上，以至于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宋词这一概念加以囊括，而需用北宋词、南宋词分别予以命名。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造成两者之间的差异并非一蹴而就的，由此向彼的转变经历了一个不算短的历史时期——南渡前后时期。 本文所说的南渡前后时期，是指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即从宋徽宗赵佶登基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到宋高宗赵构退位的前一年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这段历史时间。按照其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可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101年徽宗登基至1126年金人入侵，是为北宋末期，横跨徽、钦两朝；第二阶段从1126年至1141年宋金签定和议，是为南渡前期。第三阶段从1141年到1161年金人南侵，是为南渡后期。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又必然从创作于此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与前述的三个阶段所具有的不同的社会特征相适应，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词，亦随之在内容、风格上发生变化，从而呈现出某种阶段性的风貌，并最终完成了由北宋词到南宋词的转变。 完成这一转变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由北入南的一群词人——南渡词人的身上，他们既是北宋词的终结者，又是南宋词的开创者，如此巨大的词风的转变竟然由同一群词人来完成，如此多变的甚至是对峙的词风竟然不可思议地统一在同一群词人的创作中，这在词史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一、北宋末期的绮丽之风 与历史上大多数行将灭亡的腐朽政权一样，徽宗一朝，醉生梦死，贪图安乐已成为中上层社会的普遍风尚。这种社会风尚的形成，有赖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从经济上言，宋朝开国以来一百多年相对稳定、统一的局面，为因遭受长期战乱而凋敝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繁荣创造了条件，而这种重新繁荣起来的经济，尤其是繁荣的城市经济为这种风尚的流行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从政治上言，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因政见不同而导致的新旧党争蜕化为以争权夺利为目的，以相互倾轧为手段的官僚集团势力之争，徽宗时期，以赵佶、蔡京为首的官僚集团采用高压政策，禁锢人们的思想，打击异己的力量，造成一种沉闷的政治局面，这种政治局面，使得一些有识之士无从发挥他们的政治才能，转而遁入遍布街巷的酒肆妓馆去消磨自己的年华；从社会心理上言，怯儒、苟安、不思进取，是宋朝开国以来中上阶层普遍具有的社会心理，这种心理与及时行乐的思想一拍即合，更促使了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 北宋末期，中上层社会对享乐的普遍追求是由赵佶、蔡京官僚集团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蔡京在他的《太清楼特宴纪》里记载了这样一次普通的宴请，“日午，谒者引执中以下入。女童乐四百，靴袍玉带，列排场下。宫人珠笼巾玉，束带秉扇，拂壶巾剑钺，持香球拥御床，以次立。酒三行，上顾谓群臣曰：‘承平无事，君臣同乐，宜略去苛礼，饮食起居，当自便，无间而已。’群臣尽醉。”（宋人庄绰《鸡肋编》卷中）多么奢华的场面，据此，我们可以想见君臣相嬉、烂碎如泥的情形。为了寻欢作乐，他们有时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据《宋史》卷四七二《蔡攸传》载，王黼、蔡攸侍宴时，竟然自己“短衫窄裤，涂抹青红，倡优侏儒，多道市井淫媟浪语。”上行下效，不仅官僚阶层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一般的士人也尽情地追求享乐，例如出生于官宦人家的孟元老就在他的《东京梦华录》中说到：“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 自晚唐诗人温庭筠以浓丽的词藻、缜密的结构、妓情的题材为其定格之后，词就成了一种带有浓厚的女性色彩的歌辞，历花间、宋初而不替，直到天才词人苏轼登上词坛之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然而，尽管苏轼以自己的创作给浓腻的词坛带来一缕清风，但他的周围仍是一片绮罗香泽的和声。到了追求享乐的社会风尚发展到了顶端的徽宗时期，我们可看到这种传统的香艳题材和风格在词坛上极度的泛滥，词比以前更深地陷入“词为艳科”的泥淖中去。此时的词坛完全笼罩在一片绮丽的色彩当中。试看下例： 雅言初出自集分两体，曰雅词，曰侧艳，目之曰胜萱丽藻。后召试入宫，以侧艳体无赖太甚，削去之，再编成集，分五体，曰应制，曰风月脂粉，曰风月雪花，曰脂粉才情，曰杂类，美成目之曰大声。 （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由上可知，万俟雅言自分其“雅词”为五体，内容姑且不论，仅从名称上看，就有“风月脂粉”“雪月风花”、“脂粉才情”三体与“艳”有关，更不用说其“无赖之甚”的“侧艳”词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周邦彦竟然目这样的“雅词”为“大声”。万俟雅言本人也堂而皇之地为自己的词集取名为《大声集》。当时主导词坛的大晟府人的审美情趣与性格爱好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批活跃于词坛的人物，也就是本文要重点加以论述的南渡词人，也末能免俗。他们多是一些都会名士，具有满腹的才华和相当的政治才能，但无望的政局令他们的才能无从发挥，追求享乐的社会风尚又时时销蚀着他们的心灵，他们也和属于他们那个阶层的大多数人一样沉湎于裘马清狂、偎红拥翠的生活，这种生活一旦引发了他们的才情，出自他们笔下的词，自然带有绚丽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