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以学问为小说常常受到人们批评，作品为何不以典型形象显示小说特征，而是借小说大量展示作者自己的学问呢？究其底里，当与清代士子好尚性理、历算、文字、音韵之学大有关系。从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背景来考量这部奇书，将深有启发和饶有兴味。 《镜花缘》作者李汝珍生活的时代，在学术研究方面正是乾嘉学派的鼎盛时期。李汝珍长期居住的海州与扬州相邻，深受扬州文化的辐射和影响。李汝珍后来曾随其兄李汝璜居住淮南草埝场（今江苏大丰），这里距扬州更近，耳濡目染的自然是作为乾嘉学派重要组成部分的扬州学派的治学风气。李汝珍虽然不能归入扬州学派，但他的师友亲朋中有不少是扬州学派的成员，扬州学派中重考据和重明理的两类学者，都对他的创作深有影响。李汝珍本人也是一个博综多闻的学者，曾入四库全书馆编书，他十分清楚阅历、见闻以及书本知识对创作的影响，在《镜花缘》第一百回中自称“读了些四库奇书”，“略略有点文名”，又在第四十八回中称，《镜花缘》是“穷探野史”之所得。正因为李汝珍博览群书，学识渊深，所以他能站在前人积累起来的文化基础之上，具有比较开阔的眼界和博大从容的气度，写出了在小说史上别具一格的学问型小说——《镜花缘》。 《镜花缘》中对海外异邦用了不少笔墨，描写的数十个远方异国，大都由古代神话、志怪小说集《山海经》、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张华的《博物志》等古籍为依据加以生发，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养。这也正反映了当时从郑和以来的与海外交流这一新的文化现象。李汝珍以古书上的记载为依据，受当时文化风习的影响，不断引发奇思妙想，描绘了一个又一个光怪陆离的海外世界，产生了神奇动人的艺术魅力。 《镜花缘》中写到的种种珍禽怪兽，奇花异草，也不是凭空编造，大都能从古书和当地风习中找到根据。据钱静方《小说丛考·镜花缘考证》、孙佳讯《〈镜花缘〉与古代神话》考证，上身宛似妇人的人鱼，见于《异物记》及任昉《述异记》；树上长稻谷的木禾，见于《淮南子》；食之不饿的清肠稻，见于王嘉《拾遗记》；能延年益寿的肉芝，见于葛洪的《抱朴子》；形小似蝇、声如洪钟的细鸟及人食之能立于空中的蹑空草，则掺合了郭宪《洞冥记》和段成式《酉阳杂俎》的记载。这表明，李汝珍在用扬州学派的治学方法写小说，言必有据，无征不信。 音训考据是乾嘉时代汉学家的特长，扬州学派的学者无一不精通音训考据之学。受此影响，李汝珍“于音韵之学，尤能穷源索隐，心领神悟”。除了在专著《李氏音鉴》一书中，对南音和北音的音韵都作了较深入的研究，还在小说的第三十一回中，让林之洋说：“你问的是‘少子’么？就是‘张真中珠’。”李汝珍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代，他给《镜花缘》起了一个与《老子》一书相对应的名字“少子”，而“张真中珠”则是音韵学的韵目。以音韵学的韵目来代替《镜花缘》全书，可见李汝珍颇以精通音韵学而自负。小说约有二十多回的情节贯穿着音韵学的内容，第十五回至十九回，写多九公、唐敖在黑齿国与两女子讨论古音、反切与古书注解；第二十八回至第三十一回，写唐敖、多九公在歧舌国学习音韵，都是书中精彩的部分。黑齿国的少女卢亭亭和黎红红谙熟音韵和训诂，问得饱学老儒多九公窘相百出。唐敖等人深感该国无论男妇，虽通身如墨，却“美貌无比”，“都是满脸书卷秀气”。歧舌国以音韵学为国之利器，秘不示人，如“将音韵传与邻邦，无论臣民，其无妻室者终身不准娶妻，其有妻室者立时使之离异；此后如再冒犯，立即阉割”。所以，外人“要想他们露出一字，比登天还难”。多九公救活了骑马坠伤、生命垂危的王子，并以治好两位王妃的重病为条件，表示不要其他任何报酬，只求赠送韵书一部。歧舌国王不好推辞，与群臣计议三日，方拿出一张字母表，声称音韵学的精华俱在其内，并再三叮嘱“千万不可轻易传人”，还要求多九公开出几帖妙方作为回报。李汝珍将音韵学写得如此神奇珍秘，足见他对音韵学的重视。清初的顾炎武就提倡“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后起的扬州学派，也将音韵训诂之学作为做学问的根基，通过以音求义、音形义互求的方法来探取古书的本义。段玉裁说“音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天不可通”，王念孙也说“训诂之旨，本于声音，以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李汝珍则借紫衣女子卢亭亭之口说：“读书必先识字，要识字必先知音。若不先将音辨明，一概似是而非，其义何能分别？可见字音一道，乃读书人不可忽略的。”（《镜花缘》第十七回）这与扬州学派的观点同出一辙。 《镜花缘》中有不少考据和论学的内容。如第十七回，紫衣少女卢亭亭用考据学的方法，证明今本《论语》“未若贫而乐，富而有礼”的“乐”字后面缺一“道”字，原文应为“未若贫而乐道，富而有礼”，这样方能上下句相对，意义也才能讲得通，消除了疑义。第八十回，吕祥蓂谈《淮南子》中“橘逾淮北为枳，橘至江北为橙”出自《晏子春秋》，而《晏子春秋》也“未必就是周朝的书”。第五十二回，阴若花谈《春秋》的书法要义，唐闺臣论历代礼制的损益，《三礼》各种注本的甲乙高低，第五十三回卢亭亭谈有史以来的朝代更迭，帝号年号，这些都有很浓的考据色彩和学术气息。唐闺臣在谈《三礼》的各家注本时，评价道：“他们所注之书，或所见不同，各有采取；或师资相传，共枝别干。内中也有注意典制，不讲义理的；也有注意义理，不讲典制的。据妹子看来，典制本从义理而生，义理也从典制而见，原是互相表里。他们各执一说，未免所见皆偏。”这段话，将当时两种不同的治经方法作了归纳和区分，李汝珍所持的正是扬州学派中通经明理派的观点。 胡适在《镜花缘引论》中说过，李汝珍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博学的时代，故那时代的小说，也不知不觉的挂上了博学的牌子，这是时代的影响，谁也逃不过的”。那个时代，人们崇尚学问，注重考据，许多人喜欢“以学问为文章”，把包括考据在内的诸多学问写进文学作品之中。如与李汝珍有师承关系的当时著名的诗人翁方纲，论诗力倡“肌理说”，认为学问是作诗的根本，“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他写了大量的“学问诗”，将经史的考证、金石的勘研都一起纳入诗中，在当时颇受好评。在这样的风气之下，李汝珍以学问为小说，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在小说中罗列知识，固然有炫博逞才的成分，但主要还是以此来表达他的社会人生理想，阐发作品的主题。作者理想的社会是：男女平等，相互间礼让不争，当道者礼贤下士，全社会都尊重知识，重视教育和科学，人人都读书明道。作者理想的人生是：一生勤学不辍，多才多艺，学问渊博精深。这样的社会人生理想，用论学谈艺、引经据典的方式，将它寄寓在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构架之中，在艺术上体现出“花样全翻旧稗官”的创新精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就称赞李汝珍“乃能居学者之列，博识多通而仍敢于为小说者”，称赞《镜花缘》是“博物多识之作”，“盖以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然亦与《万宝全书》为邻比矣”。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李汝珍的时代，小说观念尚不够明确，他是抱着传统的“集百家之说，采摭事实”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的大小说观点来写小说的，所以他在小说中旁征博引完全可以理解。不少论者在评论《镜花缘》时，总是附上“堆砌学问，枯燥无味”、“人物形象苍白无力”、“情节缺乏连贯与统一”云云。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不是以今人的固定模式框架去衡量古代小说，而是对清代的文化风习有所了解，并承认小说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文体，那么，对《镜花缘》的上述评价，似乎有可以斟酌的余地。笔者以为，李汝珍的《镜花缘》当视作创体小说的新尝试，它是当时文坛厌恶老套、寻求突破的亮丽景观，应给予恰当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