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明清小说充满生机与矛盾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明清小说作品浩如烟海，内容纷繁歧异，但其中仍然存在着共同的思想特征和精神文化取向。作为明清小说创作主体的众多优秀作家，始终关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具有匡世济俗的热肠，自觉充当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设计师的角色。这样，就形成了明清小说探索理想社会、设计理想人格这一主潮。这个主潮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奔腾起伏，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王道仁政理想与救世英雄 元末明初，是明清小说思想文化主潮的形成阶段。对王道仁政的向往，对正义与公道的期盼，对定鼎安邦的救世英雄的赞颂，对替天行道的草莽豪杰的仰慕，构成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作品的主旋律。 《三国演义》问世于人心久乱思治的社会背景之下，作者试图在历史的回顾中触及现实问题，探求由乱而治的途径。民心、人才和谋略，是作者反思历史的三个聚焦点。那些深得民心、重贤惜才、智勇兼备的创业之主或辅佐重臣，成为小说衷心讴歌的对象，因为他们具有匡危扶倾、重建太平的能力和条件。《三国演义》中帝蜀伪魏的思想倾向，固然同作者的正统观念有关，但主要是人民群众政治理想的体现。刘备和曹操，一以仁慈恤民的形象出现，一则处处显露出崇尚暴力的霸道色彩。刘备自称以“宽”、“厚”、“仁”为理政治军的指导原则，他驻屯新野，“军民皆喜，政治一新”。诸葛亮“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西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又幸连年大熟，老幼鼓腹讴歌……米满仓廒，财盈库府”。这一清平、富足的王道乐土，实际上是《礼记》中的大同世界在元明之际的翻版。而曹操所行凶残暴戾之事甚多，常常“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三国演义》以恤民与否作为褒是贬非的支点，尊刘抑曹反映了平民大众对暴君苛政的痛恨以及对明君贤相的向往。 德与才、忠贞与智慧的完美结合，是《三国演义》精心设计的理想人格。诸葛亮是这一理想人格的具体体现。诸葛亮为蜀汉集团尽忠竭智，只手补天，死而后已。这一忠贞的品格与运筹帷幄的才能相结合，使诸葛亮通身闪耀着理想的光彩。 有学者认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一个道德型的人物，此说不太确切。在三国这个角智角力、尚力贵诈的时代，政治家们所面临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挫败敌手，夺取地盘，如果只讲求纲常道德，而不把精力集中于政治与军事的较量上，那只能在逐鹿夺鼎的权利争斗中身败名裂。若无内政、外交、军事上的赫赫功业，诸葛亮的形象就不可能这样神采熠熠，千古不朽。诸葛亮出山从政时，对其弟说：“待吾功成之日，即当归隐。”诸葛亮还“每尝自比管仲、乐毅”，可见他是十分重视政治事功的。 关羽是《三国演义》中塑造的又一个理想人物，他熟读《春秋左传》，骁勇神武，有智有谋，温酒斩华雄、单刀赴会、水淹七军、刮骨疗毒等情节，都显示了他的大智大勇。关羽最为人们推重的是义重如山的品格，他追随刘备，忠贞不二，金钱美女不能动其心，艰难困苦不能摇其志。此外，粗豪爽直、勇猛刚毅的张飞，浑身是胆、武艺超群的赵云，雄才大略、少年有为的周瑜，老当益壮、勇于献身的黄忠等，也是作者着力描写的英雄形象，在这些武将身上，寄托了平民大众对重建太平世界的救世英雄的企盼和仰慕。 《水浒传》将封建政治的完善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作为思考的焦点。梁山英雄们啸聚水泊，立誓“掀翻天地”、“戳破苍天”，然后再“替天行道”，代不明不公的朝廷履行职责，重建理想的政治秩序和道德规范，张扬早已荡然无存的正义和公道。梁山泊是小说中的理想的世界，这里“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个性不同，可“识性同居”；禀赋各异，都“随才器使”。这一空想的“山寨社会主义”，反映了古代人民政治上要求等贵贱，经济上要求均贫富的平等思想。《水浒传》成功塑造了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一大批仗义直行、临难勇为的平民英雄，他们凭借出众的武艺，用以强制强的正义行动，除暴安良，拯溺济危。在他们身上，表现了古代人民对英雄人格的崇拜和渴慕。 《水浒传》作者的思想倾向集中体现在宋江这一人物身上。宋江“自幼曾攻经史”，向往功名爵禄，渴望“以忠义求进步”。他结交了众多的江湖好汉，形成了仗义疏财的性格。他身处下层，“吏道纯熟”，对社会弊端有较清醒的认识，他是带着对现行官僚体制的不满和改良现实政治的愿望上梁山的。他“有忠有义”，又崇尚功利，是道德——功利型人格和侠义型人格的复合体，在他身上反映了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 改良主义思想与补天英雄 明代中叶至清初，是明清小说主潮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和神魔小说，提出了改良政治的愿望，要求除奸褒忠、保国御侮、重整社会秩序。而盼望政治清明，颂扬善行美德，追求婚姻自由，则是世情小说共同的思想倾向。 《西游记》的改良主义倾向比较明显。孙悟空大闹天宫，搅乱了天界的统治秩序，甚至还提出要玉帝搬家让位的要求。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现存的统治秩序，而只是希望对现实进行一些改良，希望皇帝重贤惜才，使封建等级制度更加完善。唐僧师徒历尽艰险前往西天，是为了求取“劝化众生”的“真经”，使“贪淫乐祸、多杀多争”的东土之人收其“放心”，找回失落了的道德本性，以有利于“皇图永固”。从深层意蕴看，所谓“真经”实际上是一种医天安国、匡世化俗的药方，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想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