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狭邪的小说，自唐代以来屡有出现，家喻户晓的就有《霍小玉传》、《李娃传》、《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杰作。然以长篇章回的形式大量出现并形成狭邪小说这一小说类型，则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注：就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早期狭邪小说初刻时间虽能确知，但写作时间已难确考。《风月梦》1884年初刻本有邗上蒙人作于道光二十八年（即1848年）的自序，由此看来，其完成时间当在1848年稍前。《品花宝鉴》初刻于1849年，至于其写作时间，至今尚无定论，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考证为1837—1848年，周绍良则以为应是1825—1835年（见《〈品花宝鉴〉成书的年代》，载《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49—1979）·小说卷》）。《花月痕》首刻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首附咸丰戊午（1858年）眠鹤道人前序及后序，据此，其写作时间当在1858年前。杜维沫以为作于1858年的只是前四十四回，第四十五回至五十二回系咸丰九年后所加，最后修改定稿时间当在同治五年（1866年）。考诸有关材料，杜说似较妥。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绘芳录》有作者写于光绪四年（1878年）的自序，其创作时间当在1878年前。《青楼梦》初刻于光绪四年（1888 年）， 而所附金湖花隐及邹弢序均作于1878年，因此其创作时间亦应在1878年前。又，关于狭邪小说的类型特征及历史发展，参见拙作《论近代狭邪小说的思想倾向》（载《河北学刊》96年第4 期）及《论近代前期狭邪小说与〈红楼梦〉之关系：以叙事风格为考察中心》（载《中华文化论丛》第1 辑， 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 在论及狭邪题材缘何在十九世纪后半期骤然成为章回小说的表现热点时，《中国小说史略》以来的诸种小说史往往语焉不详，关爱和概括了狭邪故事演述长盛不衰的一般性原因（注：关爱和将狭邪故事演述长盛不衰的一般性原因概括为三点：第一，狭邪故事“痛快淋漓地展示人类最基本的人性原则和情感指向”；第二，狭邪故事的演述，“有着深广的社会心理基础”；第三，狭邪生活“既与世俗社会保持着广泛联结，又具有自身活动的隐秘性”，因而“具有天然而无与伦比的文学禀赋”。见《悲壮的沉落》第199—200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但未能注意到这一时期特殊的时代与文化原因。本文拟以清朝嘉庆至光绪时期的娼业状况及文人风尚为考察中心，对近代狭邪小说的兴起原因作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一 娼妓业的发达无疑是狭邪小说产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关于嘉庆至光绪时期的娼妓状况，正史中当然绝少记载，但从一些笔记小说（如《淞南梦影录》、《三借庐笔谈》、《淞滨琐话》、《秦淮画舫录》、《燕兰小谱》等）及学术著作（如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注：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生活书店1934年版《民国丛书》之一种，上海书店1992年据此影印）把清代划归“私人经营娼妓时代”，并分“清代中叶以前之娼妓”、“清代末叶之娼妓（咸丰以后）”及“清代之男色”三部分进行了细致的耙梳整理。王书奴所引用的大多是《清稗类钞》、《扬州画舫录》、《珠江花史》、《金壶遁墨》、《金台残泪记》、《十洲春语》等笔记材料，资料翔实，有关道光以后娼妓业的发展及北京等地的狎优风气等方面的论述新见迭出，足供参考。）中，我们还是可以寻到清晰的痕迹。从有关材料看，清朝顺治至康熙年间先后三次颁布禁令，从而以法律的形式消灭了由唐历宋明的官妓制度，但“雍乾以后，娼妓则依然存在”（注：王书奴《中国娼妓史》，第263 页。），而且形成了北京、南京、扬州、苏州、广州、上海等几个娼业繁荣的中心。在这几个地区中，北京的情况最为特殊。清朝法律严禁官吏仕商狎女娼，而北京又是仕商汇聚之地、花雅诸戏班云集之区，因而很快成为“男娼中心”（注：王书奴《中国娼妓史》，第325页。 ）。《燕台评春录》说：“嘉道中，六街禁令严，歌郎比户，而平康录事不敢侨居。士大夫亦恐罹不测，少昵妓者”（注：《中国娼妓史》第268 页引。）；《清稗类钞》亦谓：“道光以前，京师最重像姑，绝少妓寮。”（注：《清稗类钞》第十一册第5155页，中华书局，1986年。）这些记载都是当时北京男娼繁荣的明证。当时“士大夫所狎男色，半为优伶”（注：《中国娼妓史》，第320页。）， 陈森流连北京歌楼戏馆多年，所作《品花宝鉴》专写文人、士大夫与京师优伶的交往，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咸丰时，禁狎女娼的律令稍弛，狎妓之风大盛，“胭脂、石头等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知怪，身败名裂，且有因之褫官者”（注：《清稗类钞》第十一册，第5155页。）。《北京繁华梦》（一题《梦游燕京花月记》）可能就是狎妓之风复炽后的产物（注：《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云“未见”。阿英《晚清小说目》谓“夏侣兰著。一题《梦游燕京花月记》。宣统三年（1911）改良小说社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