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 刘基一生，未给后人留下体系完整的诗文理论专著，但他有自身的鲜明文学主张。考其平生，刘基于不惑之年即已蜚声文坛。此后登门请序者便络绎不绝。在为诗朋文友所作的序文当中，我们可以洞察其颇具时代特色的文学思想。这种思想不仅规范其自身的创作实践，同时对明初新一代文风的振起，在理论上起了不可低估的先导作用。 有元一代，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领域仍有很大的影响，论诗者大都以温柔敦厚为宗。开明一代文论风气的郝经，就力主明道、宗经、征圣三位一体之说，认为诗歌必须“美而不至于谀，刺而不至于詈，哀而不至于伤，乐而不至于淫”。（《五经论·诗》）号称“元诗四大家”的虞集、杨载亦皆言诗歌创作要“不失性情之正”（虞集《胡思远诗集序》、杨载《诗法家数》）。这种文学观念导致延祐年间的诗文创作大都内容空泛，而一味追求艺术上的淳正博雅。流风所及，元季诗坛“雅正之音”仍不绝于耳。对此，刘基甚为不满： 今天下不闻有禁言之律，而目见耳闻之习未变。故为诗者莫不以哦风月，弄花鸟为能事，取则于达官贵人而不师古，定轻重于众人而不辨其为玉为石。惛惛怓怓，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转相诋訾，而诗之道无有能知者矣。（注：本文所引刘基原文据《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湾影印本《诚意伯文集》二十卷。引文后仅标篇名。）（《照玄上人诗集序》）此即元季诗坛之现状。刘基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但他不想以诗文名世，其人生价值的终极目标则定位在治国经邦之上。因此，他与一般文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出处行藏始终关注社会、观照人生，坚决反对“诗贵自适”的文学主张。《项伯高诗序》云： 世有治乱，而声有哀乐，相随以变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强之者。是故，春鸟之音悦以豫，秋虫之音凄以切。物之无情者然也，而况于人哉？予少时读杜少陵诗，颇怪其多忧愁怨抑之气。而说者谓其遭时之乱，而以其怨恨悲愁发为言辞，乌得而和且乐也？然而闻见异情，犹未能尽喻焉。比五六年来，兵戈迭起，民物凋耗，伤心满目，每一形言，则不自觉其凄怆愤惋，虽欲止之而不可。然后知少陵之发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异夏虫之疑冰矣。 文中提出两个重要观点：其一，世有治乱，而声有哀乐。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涉及到文学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功用诸问题。作家应负起时代之使命，以文学为载体，去真实地反映社会的盛衰和百姓的喜怒哀乐。元季“兵戈迭起，民物凋耗，伤心满目”，绝非昔日之升平盛世，诗文就更要发挥其应有的干预作用。其二，在创作动机上，诗文皆“不得已”而作。此点于《唱和集序》中有更具体的阐述，“若其发而为歌诗，流而为咏叹，则必其有所沉埋抑挫，郁不得展，故假是以摅其怀，岂得已哉！”“不得已”说原非刘基创见。司马迁有“发愤著书”说，韩愈有“不平则鸣”说。南宋胡铨亦云：“凡文章生于不得已……其歌也或郁之，其诗也或感之，其讽议箴谏讥刺规戒也或迫之者也。”（《灞陵文集序》）不同处在胡铨是用“文生于不得已”去反对“文生于有心”，刘基则统一之，认为“文生于心而发为声，诗则其声之成章者也”（同上），说到底还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观。刘基文论的特点是针对性强，往往三言两语就切中时弊。《项伯高诗序》就是以切身体会呼吁世人要像杜甫那样，去关心民瘼，匡扶时势，发挥文学应有的社会作用。 说到文学的社会作用，刘基则力主讽谕之说：“余观诗人之有作也，大抵主于讽谕。盖欲使闻者有所感动，而以兴其懿德，非徒为颂美也。（《送张山长序》）又说： 夫诗何为而作也？情发于中而形于言。国风，二雅列于六经，美刺风戒，莫不有裨于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验风俗，察治忽，以达穷。而在下者之情，词章云乎哉！（《照玄上人诗集序》）从中明显可见刘基重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刘基认为文学须“有裨于世教”，即对社会有益。怎样才能有裨于世教呢？作者态度非常明确，就是要使诗文起到应有的讽谕作用。若依此而作，“纵不能救当时之失，而亦可以垂戒警于后世。”（《唱和集序》） 美刺风戒是上古诗歌的优良传统，但正如刘基所言：“后世太师职废，于是夸毗戚施之徒悉以诗将其谀，故溢美多而风刺少。流而至于宋，于是诽谤之狱兴焉，然后风雅之道扫地而无遗矣。”（《照玄上人诗集序》）所谓“诽谤之狱”，当指“乌台诗案”一类文字狱。苏轼主张诗文要“有为而作”，并力求“言必中当世之过”，（苏轼《凫绎先生诗集叙》）为此险些丢了老命。纵观刘基文集，类似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诗文比比皆是。为此，刘基当时亦遭人非议，斥其诗“好为论刺”，有“讪上之嫌”。刘基则义正辞严地予以回击： 吁，是何言哉！《诗》三百篇……变风，变雅大抵多于论刺。至有直刺其事，斥其人而明言者，《节南山》、《十月之交》之类是也。使其有讪上之嫌，仲尼不当存之以为训。后世之论取，乃不以圣人为轨范，而自私以为好恶，难可与言诗矣！（《王原章诗集序》）刘基可贵之处，就在于面对舆论指斥敢于据理力争，始终坚持既定的诗学原则，堂堂正正地高举风雅大纛，抗颜风刺，为一代新诗风的崛起甘愿身先士卒，做众矢之的。 针对元季清虚纤弱的文风，刘基又力倡理、气并重之说。《潜溪后集序》云：“文以明理，而气以行之。气不昌则辞不达，理不明则言乖离”（注：《潜溪后集序》，刘基文集诸版本皆未收，今录自宣统三年刊本《宋文宪公全集》附录卷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有藏。）。入明后在《苏平仲文集序》中又重申了这一观点：“文以理为主，而气以摅之。理不明为虚文，气不足则理无所驾。”理、气本是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自宋以降，学界围绕“理在气先”还是“理在气中”争论不休。刘基哲学论文亦常见这一哲学概念，且力主“理在气中”之说，显示其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虽说中国的诗学精神往往与哲学相通，但刘基于上述二序中所言之理、气内涵，盖已非哲学意义上的理、气所能包容，它更多地是继承并发展了此前文论家的理气之说。在我看来，刘基的理气观是源于韩愈“文以明道”、“气盛言宜”之说。不同处在于韩愈之“道”是孔孟之道，而刘基之“理”指的是“众人之理”（《潜溪后集序》），这正是刘基诗文在较大程度上能为百姓说话、明理的理论基础。故刘基所言“文以理为主”是强调诗文写作要注重思想内容。这“理”是相对于文章的形色技巧而言；“气以摅之”，是指作家另有充分的自信，以沛然之势将思想感情用适当的文辞加以表达。在理、气之关系上，作者说“理不明为虚文，气不足则理无所驾”，可见理的重要，而气也不可忽视，它是文章内容能否完美表达的关键。关于诗文的理气问题，宋儒亦多有论述。不过诸家对赋诗作文到底应“以理为主”还是“以气为主”见解不一。较之宋儒，刘基的进步之处就在于从理论上阐明了两者之间不可偏废的辩证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