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唐宋迄于明清，杜诗的价值愈见重视，杜甫的声誉日趋卓著，最终确立了“诗圣”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 与此同时，一种对杜甫认识理解的人为纯净化也随之而生，并甚为突出。论及杜甫思想，往往扣住“奉儒守官”的传统，极力宣扬其“每饭不忘君”，而对于儒学之外的其他成分，与圣哲不尽合谐的声音一概视而不见，或曲为附会，以为此类皆为异端，恐污诗圣皎洁。似乎杜甫的思想自始至终单纯一致，别无他念，亦无变化。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世人对诗圣形象的图解：神情庄重，面容枯槁，举止循规蹈矩，终日忧心忡忡。拈须苦吟之状令人敬而畏之，难以攀近。这也直接妨碍着新的时代环境下对杜甫精神的学习借鉴、弘扬光大。因此，全面深入理解杜甫思想是杜甫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探讨杜甫与道家道教之关系，旨在从一个侧面说明杜甫思想的丰富性。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诗人之一，杜甫精神与诗歌成就都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其诗艺“宪章汉魏、而取材六朝、至其自得其妙”，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其感情深沉而多彩，执着又率真，喜笑由衷，痛饮狂歌；其思想博大精深，本于儒家仁义，而兼取释老精魄，大凡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理想道德因素，在大唐帝国由盛到衰特定历史转折条件下凝聚成独具个性的杜甫精神与人格。 关于杜甫与道家教之关系，学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种是传统的观点，影响甚大，有代表性者如萧涤非先生《杜甫研究》所指出，“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在杜甫思想领域中并不占什么地位，……在他的头脑中，佛道思想只如‘昙花一现’似的瞬息即逝。”冯至先生《杜甫传》亦称“（杜甫）王屋山、东蒙山的求仙访道是暂时受了李白的影响”。 另一种观点则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其著《李白与杜甫·杜甫的宗教信仰》中专门反驳萧、冯之说，认为“杜甫对于道教有很深厚的因缘，他虽然不曾象李白那样，领受《道箓》成为真正的道士，但他信仰的虔诚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求仙访道的志愿，对于丹砂和灵芝的迷信，由壮而老，与年俱进，至死不衰。无论怎么说，万万不能认为‘暂时受了李白的影响’，有如‘昙花一现’的。” 对比两派说法，分歧焦点不在于杜甫头脑中是否存在过某些道德观念意识，而在于这种意识的深厚持续程度。即到底是暂时受李白影响，“一时的热情冲动”（陈贻焮《杜甫评传》），还是持续终生，甚至超过李白笃信不悟。 由于《李白与杜甫》产生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立论多有偏颇，故而颇遭非议，有关杜甫与道教关系的意见也较少为人认同。但平心而论，剔除郭氏书中明显带有时代与个人色彩的偏激之词，其意见亦并非毫无可取之处。郭老认为杜甫信道至死不衰、超过身为道士的李白这一说法固然还可商榷，但由此所表现出的不拘于表面形式而着眼于内在实质的独特视角却是值得肯定的。在李杜研究方面多有这类今人费解而又习以为常的现象，比如二人同样酷嗜美酒，然而后世往往津津乐道于“李白斗酒诗百篇”（杜甫名句）以诗仙为酒仙，而诗圣则很难进入著名酒徒之列。而在对道教关系上也同样如此。人们从不怀疑李白头脑中的道教信仰，也很少注意他最后是否清醒，这大概是因其领受道箓，成了“名符其实”的道士吧！基于这一思维定式，杜甫只是短暂地求仙访道，在行动上没有李白那样激烈狂热，因“苦乏大药资”也并无真正的炼丹实践。尤其是没有受箓之举，故而其思想深处道家成分如何也就被忽略不计或完全否认了。 正由于此，我们认为郭沫若的基本观点即认为杜甫对于道教有很深厚的因缘，不是暂时受李白影响，有如昙花一现，而是由壮到老、与年俱进、至死不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它有着相当的事实依据，不能简单否定。郭老当年为了证明其说，列举了大量证据，说明杜甫在早年与李白相识之前即已有仙道之志，离开李白之后，某些仙道之念仍不时萦系于心，直至临终。 如果说尚有可议者，郭老未及将道教成分作具体分析，笼统地视作迷信，也未将其与老庄道家思想作区别，并指出其在杜甫不同生活阶段的消长，以及对丰富杜甫思想的积极影响。可以说是时代的局限。其后曹慕樊先生对此有所补正，指出“道家应分别先秦道家和汉以后道家，杜甫的道家思想中两种因素都有，汉以后道家有许多派别，比如玄言、服食、外丹、内丹、神仙等派，杜甫是相信服食的。所以常提葛洪、嵇康、对神仙派他不大信。”（《杜诗杂说》）曹先生同时还肯定了老庄思想对于杜甫性格“真”与“放”的良好影响，更趋具体客观。 但是，学术界对郭沫若的观点大多持否定态度。在这类文章中，近年钟来茵先生新撰《再论杜甫与道教》（《首都师大学报》1995.3）一文，自称“就郭先生全部论据作驳论”，阐述己见，在否定性意见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钟先生将郭沫若提出的全部论据归纳为五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反驳。一、杜甫求仙访道，是否受李白影响；二、关于《三大礼赋》；三、关于《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四、关于《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乙天尊图文》；五、关于丹砂、葛洪、蓬莱及其他。条分缕析，不乏创见。倘能破之有据，则无异釜底抽薪，郭说自然难立。但细读之后，却感时有牵强，未能信服。故亦特就所列五题略申管见。就教于钟先生等方家。其中第一问题为杜李相识前之论据，二至五则为杜与李别后之论据。下面试分别论之。 一、与李白相识之前杜甫是否已有仙道之愿？ 郭沫若认为杜甫思想中道教因缘很深；早在与李白相遇之前即已有求仙访道的意愿，并非“暂时”受李白影响。这个论述十分明确，强调相遇之前即已存在，并未涉及李白影响问题，二者之间也就并无矛盾。李杜相识可以使已有的仙道之愿更为强烈，尤如催化剂作用，促其化为行动。因此应该说受李白影响是杜甫求仙访道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和唯一原因。更不是暂时的影响。所以郭老又指出：“如果一定要说受了影响，那倒可以更正确地说：李白和杜甫的求仙访道，都是受了时代的影响。”在朝廷高度重道的情况下，整个士大夫阶层都不能不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即使不是出于信仰的虔诚，你也非歌颂道教不可。”应是较合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