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制度改革是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功能的急剧扩展，要求相应的组织结构与之对应。但是，由于管理思路上的单一化和措施上的简单化，致使高等学校行政规模不断膨胀，在高校人事管理方面也积存了几个看似简单，但在实践上一直没能理顺的问题：①工资待遇上平均主义严重。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大锅饭”状况积习难改，高校经费体系中“人头费”比例偏大，优秀人才待遇偏低，教师工作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②让优秀的教学科研人员从事管理工作。在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优秀的教学科研人员从事管理工作意味着重用与提拔，却忽略了专业工作本身的价值及那些专业人员是否适合。③给学校行政人员评聘专业职称。行政人员的发展梯阶是“向长看齐”，尽管高校中“长”的职数在不断增长，但仍满足不了需求。为了稳定高等学校的管理队伍，网开一面让管理人员评聘名目繁多的专业技术职称。由此产生的矛盾是，由于行政人员的工作性质非学术性，因而导致学术职称的贬值，并挤占了教师学术职称的名额，引发不满。④教师向上发展的动力减弱。随着高级职称教师队伍的年轻化，再加上职称内等级序列的取消与减少，致使一些被评为教授的，上进动力锐减。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对合理构建高等学校双梯阶机制提出看法。 一、高校工作的基本特征及对人事管理的要求 1.高等教育存在的社会基础 哈佛大学前校长普西（N.K.Pusey ）教授指出〔1 〕：“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就会有大学。”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布鲁贝克（J.S.Brubacher）认为〔2〕，确立大学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一种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以政治论为基础。 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远离价值判断，回避学术对社会的影响，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只是出于闲逸的好奇。就像英国哲学家怀特海（A.N.Whitehead）所描述：大学之所以存在， 不在于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也不在于提供给教师的研究机会，而在于在“富于想象”地探讨学问中把年轻人和老一辈联合起来，由积极的想象所产出的激动气氛转化了知识。 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取向，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是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过去根据经验就可以解决的政府、企业、农业、劳动、卫生、国际关系等问题，现在则需要极深奥的知识才能解决，而获得知识和人才的最好场所是高等学府。 最初，高等教育得以存在的合法依据主要是政治性的，为社会培养牧师、医生等；高等教育研究功能的扩展，使得认识论哲学逐步取得了主导地位，“象牙之塔”成为保护人们进行知识探索的场所。随着“知识产业”、“知识经济”的出现，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与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并驾齐驱，甚至压倒了认识论的哲学。因为高等学校如果放弃服务社会的责任，就会有失去外部支持的危险。 2.知识性和专业化 高等学校的社会作用是创造和传播知识。正如美国学者托费尔·詹克斯在《学院的革命》一书中指出：“高等教育使知识的王国成为其特有的领域。这种知识由于自身的缘故，由于它能满足希望摆脱无知与迷信的人们的需求，可能本来就是有价值的。不论是为知识而知识，还是为使用知识——知识是高等教育所应给予的东西。” 如果说“知识”是高等教育特有领域的话，那么“专业化”则构成了高等学校工作的基本特征。即在高等学校中所处理的知识是专业性的知识，是必须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处理的知识。这种特性，可引申出学校管理活动特别是学术管理活动的重要特点：尊重知识的权威性和学科发展的规律性；对传统及其规则的挑战性和对社会现实事件的相对超脱性；总体适应社会需要。 3.人本管理 既然专业化是高等学校的主要工作特征，那么〔3 〕：劳动力的专业化必然要求人事管理和组织相应变化，激励和奖励专业人员和专家并为他们提供个人发展道路是组织面临的最关键任务之一。需要宏观调控、微观搞活，健全和完善竞争与激励机制，实施人本管理。即在引导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保证学术自由，充分发挥学校各类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二、当前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成效与问题分析 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增强体制的活力，健全激励机制，提高办学的效益。但在改革之初，行政手段不可避免地运用得较多，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四个问题并没有有效地解决，甚至在局部还有所加剧。近年来陆续出台的一些改革措施，为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与激励机制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1.“特聘教授”的导向性意义 多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如原国家教委1987年设立的“资助优秀年轻教师基金”、人事部和其他部委共同实施的“千百万人才工程”、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全国青联的“中国青年科学家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等。 1998年末，由教育部和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合作实施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所推出的特聘教授制度，更是从制度化建设角度为高等学校校内综合改革带来了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