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对高校科研正在提出新的需求，科学与工业正在形成新的互动关系。本文拟剖析高校科研包括我国高校科研面临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关系上的两难处境，意在引起各界有识之士的关注，以共同寻求解决的途径。 （一） 自古以来，大学就是学者云集、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近代大学又将科学研究作为自身的一项独立社会职能。面对逐渐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人类社会，现代高等学校首先要致力于寻求大学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与适应社会需求之间、追求科学成果的社会乃至全球共享与遵从市场机制的利润原则之间以至于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之间、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适度平衡。 目前，高等学校特别是西方大学正面临一种从所未遇的奇特境遇：一方面，它的科研职能，特别是传统的基础研究领地正在不断遭到削弱和侵蚀；另一方面，它又被赋予科研方面的更为广泛的使命。迄今为止，标榜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西方大学仍然是无私地探索自然与社会奥秘的首选之地，以从事服务于人类未来的基础研究、保持独立地位和社会批判职能为己任；同时，通过教学和与之紧密结合的科研培养高水平人才。但是，在种种强大的压力下，它还必须密切与社会的联系，并在它并不擅长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尽管这种转变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 从科学发展的规律看，随着现代科学的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以及科学技术转化速度加快，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界限变得比较模糊，一些事先并无明确应用目的的基础研究不期然被发现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情况屡见不鲜，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在基础研究内再做一次划分，即纯粹以探索自然与社会奥秘或仅为满足个人求知欲的“纯科学研究”与有较明确应用前景的基础研究或曰“应用基础研究”；在某些学科领域，如流体力学、植物遗传学，甚至经济学，几乎根本无法做这种划分（注：见《瞭望》1998年5月18日第20期。）。当然， 这并不是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学与技术就没有界限了，也不是说学者和工程师干的是同样的活。问题是，我们在大学的科研机构中经常看到的是某些基础研究成果出人意料地被发现具有应用价值，而很多应用研究可以用评价基础研究的标准和规范加以评价；我们还看到，无论从事基础研究还是从事应用研究，人们经常运用同一些基本概念、同一些资料、同样的工具，与同样的困难作斗争，并在同一个研究集体里合作共事。总之，人们不能再固守自己的阵地，并且不得不在思维科学、生物伦理学、经济学这类学科中进行跨理工、跨文理的综合研究。 应当看到，科学和技术之间不仅存在界限，而且还存在矛盾。这种矛盾使大学在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制定相关策略时感到困惑。从目标看，基础研究旨在从知识的内在逻辑探讨事物的一般规律，而应用研究具有追求实际应用和效益的特殊目的。因此，基础研究成果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多以论文和著作的形式存在，通常要求公开和共享；而技术研究成果，出于竞争和利润的考虑，要求保密。基础研究成果必须以先进性为特征，取得国际领先地位，否则毫无价值；而技术研究更注重独特性和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就效益而言，基础研究注重社会效益，而技术研究更看重经济效益。实际上，自从大学从它擅长的基础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分出精力从事技术研究和开发之后，这种内在矛盾常常使它处于两难境地。 （二） 大学科研还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社会挑战，它主要来自政府和工业两个方面。 西方各国政府对大学从事基础研究，主要是“纯”科学研究的态度是有区别的。美国政府一向将科学院职能交给本国大学，尤其是30～40所科学实力雄厚的研究性大学。早在本世纪50年代便成立了支持基础研究的科学基金会。在近50年里，美国政府对基础研究和基础发展（R&D）的投资就超过了经合组织（OECD）其他成员国的投资总和，资助了数以万计的基础研究项目，使美国在几乎所有基础研究领域领先世界，使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奖者占全部获奖者的2／5（130余人）， 而这些人绝大部分在高校工作。90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在阐述国家科学政策的公开报告《科学要服从国家利益》中，进一步提出加强基础性研究与国家利益的联系，表明美国政府将为保持本国在科学知识前沿的世界领先地位作更大的努力，更充分地发挥大学在这方面的优势。 在欧洲和日本情况却不那么乐观。欧洲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美国提出大学服务职能100多年以后才勉强接受这个观念。 各国政府敦促大学走出象牙塔，以应用研究服务于社会，特别强调接受企业的委托，开展合同研究，希望大学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多的直接贡献，同时缓解政府投资不足的困难。有资料表明，德国高校80%的科研任务是大型企业委托的（注：李其龙：《战后德国教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法国政府1978年颁布了科研方向转向工业的法令，要求高校通过合同研究和转让科研成果，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注：邢克超主编：《战后法国教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版，第213～214页。）。英国政府从80年代初开始，用削减教育经费的办法迫使大学发展与工商业之间的关系，加强与地方企业和社会的联系，通过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从私人财源中获得更多资金（注：徐辉等：《英国教育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 这些政策不能说不切合实际，但却对大学研究的基础性和自主性产生了微妙影响。日本政府对大学科研的政策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早在60年代日本政府就认识到基础研究不能单纯取决于经济需要，在制定科技政策时要把发展基础研究当作一项服务于长远利益的义务，并对视基础研究为“浪费”的观点进行了反省。但实践上，日本经济发展走的还是引进、模仿其它国家基础和应用研究成果，并将其转化为技术和产品的捷径。这种急功近利做法的不良后果已经显现：大学基础研究范围比较狭窄，仅局限于与本国发展利害悠关的能源、环境、地质、医学（特别是癌症）等领域；日本近50年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仅3人， 与其国力和高校潜力很不相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