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2854 （2000）03—0084—04 “高等教育大众化”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阶段自本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社会学家马丁·特罗首先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按照这一理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一定比例（15%—50%）的一个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了比较稳定的发展。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快的阶段。到1997年，全国高等学校（含成人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达到589.8万人，占18—22岁年龄人口的7.6%。如果算上电大注册视听生（折算系数为0.3）、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折算学生数为28.8万×5），毛入学率则达到9.1%[1]。1999年6月16日国家教育部宣布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比1998年扩招45万，招生人数达到创记录的153.7 万人，增幅达42%，实际达到157万人；同时，成人高等教育扩招10 万人；加上电大普通班、民办高等教育招生，1999年实际招生的总规模将达到270万人。据测算，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近10.5%。 此次扩招增量之大、出台之急、响应之烈，为前所未有，甚至可谓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之最。对此次高校扩招，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与经济界的认识和看法各式各样，我们需要做认真冷静的理性分析，权衡利弊得失，并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问题 1999年全国性的高等教育大扩招使我国高等教育向着“大众化”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政策出台晚、扩招幅度大、现有办学条件有限等多种原因，致使扩招后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是暂时性的，但许多问题将长期存在，甚至要伴随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始终，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积极寻求对策。 （一）1999年的大扩招使大部分高校办学条件恶化 去年在全国性大扩招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把完成扩招任务当成政治任务硬性压给各高校，不少地方高校受各种利益机制的驱动（如专业数目、生师比、学校升格）而大量扩招，有的学校扩招人数占在校学生人数的1／3，有的扩招人数是原招生数的两倍，使原本紧张的办学条件更趋紧张，多数扩招学校超负荷运转的状态更趋严重。一些高校学生宿舍拥挤、破旧、简陋；大多数高校基础设施老化，供电、供水、供气设施因资金短缺而年久失修，存在很大的隐患；高校教学用房、图书馆和仪器设备、食堂、浴室及体育活动场地极为紧缺，无法满足扩招的需要。此外，一向被社会认为潜力很大的师资也已经处于全面紧张的状态。1998年，我国的师生比已达到1∶11.6， 与国际相比已属较高的水平。师资已经处于紧张状态，结构性的短缺更加明显。据测算，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已经超负荷133万人，占全部在校生的31 %（折合在校生，下同），1999年达到40%以上。这些困难和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高校发展的“瓶颈”。高等学校学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办学条件无力保证的情况下，教学质量和办学秩序受到一定的影响。前几年，教育部一直对低于国家规定标准的学校给予“红”、“黄”牌警告，进行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但是，扩招似乎冲破了这一框框，使得一些学校不顾现有师资、设备条件的不足，有的课程如讲座，几百人一起上。一些工科和理科专业由于缺乏基本实验条件而无法扩招更多的学生，而一些文科类专业却大幅度扩招，势必造成学科结构严重失调，为以后学生的就业留下隐患。特别是一些待调整、待充实的传统专业，由于专业调整滞后，对扩招学生的培养质量将产生严重影响。更多的学校担忧的是扩招后好教师从哪里来。 （二）学费的大量增加加重了贫困学生的经济负担 高等学校收费标准的提高加重了学生的经济负担，特别是广大农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更感到难以承受。由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奖、贷学金制度不健全，人们消费观念的落后，造成一批农家子弟无力上学的现象加剧，城市学生录取比例明显提高。近几年， 我国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1994年我国20%最贫困的家庭只占全部国民收入的4.27%， 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全部收入的50.24%。1998年，城乡居民， 最高收入组的收入相当于最低收入组的4.4倍；前者收入增长6.9%， 后者仅增长1.9%[2]。因此，所有出台的消费措施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各个阶层来说，所承受的压力和支付的成本是不同的。北京大学高教所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城镇居民中最低收入的20%家庭的思格尔系数加上其子女教育负担率已超过70%[3]。目前全国高校在校生中约有1／5 的贫困学生，1994年至1999年普通高校学费平均为1000元、1200元、2500元、2000元、3200元，虽然1999年学费只占成本的1／4，但仍然有不少家庭困难的学生难以支付。这些都说明并不能以过于乐观的态度来看待向学生收取1万元学费的问题。 （三）扩招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内需的扩大 面对通货紧缩，我国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解决困难的关键，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作为扩大内需、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特殊宏观经济形势下的重要手段，高等教育被纳入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看到，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和供给的紧缺分析是提出扩招政策动机的逻辑起点。但经济学家们从主观愿望出发的供求帐与现实供给之间形成巨大反差。高等教育的扩招能否成为短期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理论界对此有不同看法。第一，在现有供给体制和经济需求呈现出结构性失衡的条件下，人们对未来预期支出增加的心理和受供给能力约束的消费观念都可能影响教育支出及教育支出预期。有人认为，政府出台的促进消费的多项政策有可能造成老百姓的过度反应。我们可能使扩招的40多万学生拿出40多亿元，但是，且不说这部分学生的家庭被抑制了即时消费，那些期望上学的更多的家庭将采取限制即期消费的方式为子女将来上学积累资金。居民有限的储蓄是在原有制度安排下长期节衣缩食积累的，甚至是父母们以牺牲自己的“低级需求”（生存需求）来满足子女的“高级需求”（发展需求）。第二，通过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对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拉动效应已被一些研究证实是有限的。北京大学高教所的研究表明，预期1999年增加48万普通高校学生所带来的总产出增加约67亿元，即使加上一些不易剥离的费用约70—80亿元，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拉动也是有限的[3]。 另据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与国家统计局社会发展司的计算，高等教育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低于与高等教育扩招有关的饮食业、建筑业、文化用品等产业多部门，也低于所有产业的平均水平。另外，从现有高校扩招可能影响的相关产业看，主要涉及的是一些短线产业，且产业链比较短。因此，高校扩招拉动短期经济增长的观点被实践证实尚需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