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收益计算重心从强调公共和社会收益转向重视经济和个人收益，其重要结果就是导致高等教育投资政策打破了以前公共投入占压倒性地位的局面，开辟了私人对于高等教育投资的渠道。如何平衡高等教育各方面的收益以及制定相应的教育投资政策，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高等教育收益之构成 高等教育收益所涉及的两个基本问题是：（1 ）谁能够从高等教育中得益；（2）得到什么样的益处。 第一个问题涉及公共和个人两个层面，第二个问题涉及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这四个方面相互交叉，形成高等教育收益的四维结构模式，即公共经济收益、个人经济收益、公共社会收益、个人社会收益。 首先，高等教育的公共经济收益是指那些能扩大经济、财政或者劳动力市场的收益。这些收益导致国家经济的整体提高或者经济部门收益的提高。具体包括提高税收、生产力和消费力，降低对政府财政补助的依赖等。 其次，高等教育个人经济收益是最为令人关注的领域，包括高工资和福利，较高就业可能性和较好工作环境等。 第三，高等教育的公共社会收益是指那些对于社会群体或者整个社会产生的、不是与经济、财政、劳动力市场相联系的收益。比如降低犯罪率、提高慈善捐助和社区服务、提高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等。 最后，高等教育的个人社会收益是那些对于个人或者团体发生的、不直接与经济、财政、劳动力市场效益相关的收益。包括：更高的生活期望，赋予后代更高的生活质量以及提高个人地位等。 我国高等教育收益观的演变 我国传统上对于高等教育公共和社会收益的呼声一直压倒对个人和经济收益的关注。这种情况既与我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和政治文化有关，也与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就价值取向和政治文化传统而言，历史上我国的教育目标总是背负着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经过刻苦攻读和层层考试，选拔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读书人应该成为君子，而君子是耻于谈利的。正所谓“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君子的理想境界是“内王外圣”。这种政教合一的制度不断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吸纳到公共政治领域。虽然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之说，但是经济的考虑始终不是主流。 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面临西方的冲击产生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举办高等教育成为救亡图存的工具。在民国建立后颁布的大学令中，也赫然写着“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材，适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五四运动中，在救亡图存之外加上了对“科学”与“民主”的呼唤，从而“救亡”和“启蒙”成为近代中国知识界包括高等教育界的双重变奏。社会价值成为现代大学教育中压倒一切的声音。 50年代后，我国高等教育在曲折中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高等教育收益的理念仍然强调其公共和社会层面。通过将个人生活政治化并制度化到国家体系中，那种通过高等教育获取个人收益的想法根本没有任何空间，个人价值是通过“螺丝钉”和“砖块”的形象体现的。发展到文革时期，高等教育甚至被极端片面地理解为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工具。 70年代末，党和政府重新确定了高等教育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邓小平反复强调了知识和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中的关键作用，着手恢复了大学正常秩序，其后还敏锐地提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此时，对于高等教育收益占主导的声音依然是公共社会收益和公共经济收益。 进入90年代以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改革的范围从课程、人事、体制等领域实质性地进入教育经济与财政领域。与8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从改革的具体措施到学术界和公众对改革的讨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明显地从“多维”的高等教育收益角度讨论高等教育改革的政策和措施。教育收益的理念也成为决定高等教育规模扩展、课程取舍、投资渠道等举措的出发点。 90年代对高等教育收益的考察中有两个倾向，一是从社会收益转向更多地考虑经济收益，二是从公共收益转向更多地考虑个人收益。显然，明确地将教育收益理念，尤其是个人收益和经济收益理念引入到高等教育中并在学理上加以讨论是中国过去100 年来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对于个人的和经济的收益的强调，也潜在地意味着对高等教育公共投入的降低，从而会在不同程度上损害高等教育的其他收益。 政策含义 对高等教育不同收益的强调必然影响到高等教育公共政策的制订。笔者认为，在现实讨论中和政策抉择上要计算所有的高等教育收益，不论是公共的还是个人的，也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应该承认，对于高等教育个人经济收益的重视的确促进了对于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认识，开辟个人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不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降低公共投入的理由。与发达国家公共投入从相对高水平上的回落不同，我国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投入是在低水平上的徘徊乃至下降。如果过分强调个人经济收益，或者口头上仍然强调公共和社会收益，而在实际行为上不能反映出实际性支持，都会对高等教育以及它所承载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 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笔者认为，在研究方面还要继续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收集并提供连续、系统的数据和资料并使之公开，以便研究者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分析；认真调查、分析高等教育收益在我国的实际构成情况；进一步对学生资助政策做出深入的学理上和政策上的研究；对教育投资政策做评估性研究，并揭示其蕴含的社会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