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天荒的大手笔 普通高等学校扩招50万！——1999年，20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50个年头，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爆炸性新闻，给几百万考生和其家庭，顷刻增添了新的机会和希望，也使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顿时成为社会生活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扩招50万，换一个角度，等于一年新建50所万人大学，这样大幅度的扩招，在新中国高等教育50年的发展历程中，可算是破天荒的大手笔。它相当于恢复高考制度的197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总数27.3 万人的1.83倍；相当于90年代初的1991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总数62万人的80 %；相当于199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数的100万人的50%。1992 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曾出现过一股发展的热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连续两年大幅度增长，1992年从62万人增加到75.4万人，比上年增长21.7%，1993年又增至92.4万人，增长22.3%。两年招生的绝对增长数则共为30.4万人，这在当时已被认为是极快的增长。而1999年计划扩招50万，实际增招则达48万人， 绝对增幅超出这两年的年平均数的3倍，即便是相对增幅，也达这两年平均数的二倍。 如果与近五年来我国普通高校招生数的增长速度相比，这样大跨度的增幅更是超乎寻常。事实上，自1992年和1993年我国高等教育连续两年快速增长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便转而强调“稳步”和“适度”，从1993年到1998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数逐步增至108万人， 五年中增加15万余人，平均每年增加数为3.1万人。而1999 年的高校招生年增长数竟超出近五年高等学校招生年平均增长数的15倍。这样急陡的增长，实在不能不是一种超常规的发展。 历史性的跨越 这一超常规的发展，远远超越了近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上的“适度”步速，加快了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阶段向大众化阶段转变的历史进程。 美国学者马丁·特茹曾依据高等教育的入学率（精确地说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即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所占同龄人口的比重）把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为精英型、大众型和普及型等三个阶段：精英型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在15%以下，大众型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为15%—50%，普及型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则为50%以上。 高等教育原来只是以传授和研究高深学问为使命的，同时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因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它只能是培养少数社会精英的“象牙之塔”。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劳动者文化知识的要求，由于教育民主化的推进等原因，在许多国家，高等教育都逐步从精英化阶段跨进大众化阶段，有的已进入普及化阶段。如美国在二战前高等教育入学率即达到15%，20世纪80年代超过50%，目前则已在80%以上。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当然在办学理念上会更强调人民性和大众性。但是，由于落后的经济基础、沉重的人口负担和传统的巨大惰性，加上我们认识上的某些偏差和实践上的某些失误，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曾不得不长期蹒跚行进在一个狭隘、低迷的历史山坳之间。例如，直至1987年，中国人均GDP还不足300美元而仅290美元。 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上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不得不长期囿于狭隘的“精英之塔”，高等学校的办学眼光只是局限在培养国家干部和部分“高级专门人才”上，高等教育入学率则直到80年代还只在3%—4%。 如此之低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对于我们社会中极其广泛和旺盛的高等教育入学需求，几乎只是杯水车薪。虽然那种让更多的人都能上大学的良好愿望，也曾几次激发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中采取过某些突进的方式，但在国家包揽高等教育办学，大学生被作为“国家干部”培养和就业的计划体制下，高等教育的发展却始终无法突破“精英之塔”的框架。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为高等教育的发展突破“精英之塔”带来了一场巨大的冲击波。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促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突破了原来仅仅强调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狭隘眼界，把办学的立足点更多地转向进一步满足一种更广泛的社会需求即社会大众中对高等教育的入学需求上。也正是高等学校办学立足点的转向，带来了1992年和1993年我国高等学校招生大幅度的增长，由此也揭开了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教育阶段转变的序幕。 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又绝不是一个匀速运动的过程。近几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界在高等教育发展问题上一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根据国际范围内高等教育入学率和经济基础发展水平的比较分析，从我国社会大众中极其旺盛而又远远不能满足的高等教育入学需求出发，针对我国社会消费中某些中高档生活用品的普及程度已几近发达国家，而高等教育入学率却落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强烈反差，认为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过于滞后，应当加快发展，特别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更要加大步伐。另一种意见，则从国家对高等教育所能给予的财力支撑、社会的经济结构为大学毕业生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出发，针对不少高校办学经费不足和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现实问题，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超越经济发展速度，应当加强控制。这两种意见的冲突，带来了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和速度上的某种波动性。 例如在1993年2 月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曾提出：要使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在90年代“有较大发展”；但1996年4 月国家教委提出的《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中，则强调“适度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而站在有关主管部门的角度，由于直接面临着高等教育发展所带来的“钱从哪儿来，人往那里去”的压力，加上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体制方面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政策上更容易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因此，前几年，稳步和适度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