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同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封闭的国门被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炮舰所打开，两国都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然而结果却大相径庭：日本的现代化取得成功，并最终脱亚入欧，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巨人。而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则几度成为被侵略和掠夺的主要对象，虽然今天的中国已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与日本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就社会现代化来说，我们已大大落后于日本！仅就高等教育而言，1960年，日本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就达到了14.2%，基本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注：麻生诚等编著：《教育革新与教育规划》，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4年日文版，第110页。）， 而我国今天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仅为9.07%（注：教育部编：《改革开放20年的中国教育事业和21世纪中国教育的展望》，1998年11月 24日，第2页。）。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一个被延误了的历史过程。那么，这一延误的因素又是什么呢？这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日本著名学者永井道雄在谈到日本的教育现代化时指出：理解日本的教育变化过程时，应该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考虑，“（1 ）历史是按自己的规律发展的；（2）后进国家是要受到来自外界的影响的；（3）日本是具有非西洋文化传统的”（注：永井道雄著，王振宇、张葆春译：《现代化与教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毫无疑问， 历史的发展规律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所决定的，教育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时期，既为一定的政治、经济服务又受制于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这是教育发展的历史逻辑。本文仅从中日两国现代化早期的政权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作一比较研究，以期探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延误的深层原因。 一 对于农业社会来说，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往往比它与经济的关系更牢固、更密切。因为，农业社会的社会整合机制是国家政权而不是市场，社会的自组织程度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增进的。传统的农业社会是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虽然有剩余产品的交换，但这种交换只局限于地方性市场，国家权力是保证农业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现代工业社会则是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取代了区域性的市场，社会生产的运作系统转向经济本身的自组织力量，市场成为支配社会经济生活的直接手段，社会也由政治力量起支配作用的政治社会转向受经济力量支配的经济社会，看不见的手成为社会发展的运行机制。因此考察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历程中的政权性质，对于该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所指的政权性质主要包括中央政府的强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的国家目标、政府主要官员的素质等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运动一般都是在外部压力的刺激下被迫启动的，而这种外部压力刺激的过程正是这些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过程，因此反殖民化的民族独立运动或民族解放运动必然相伴而生。国家作为民族主权的代表者，在实现国家统一、恢复民族主权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这正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前提。一个失去主权或国家长期分裂、内战连绵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对于非西洋的后发展国家来说，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面临严峻的外部世界的挑战，如果它要完成把现代化作为国家重建的任务，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府，通过威权政治来保持发展中的高度政治稳定，克服社会急剧变革过程中的社会失序和危机，增强社会的内聚力，加强对分散的经济权势的宏观控制，推行强制性的工业化战略，加强社会动员与促进社会整合，加速社会经济增长，从而为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提供基本的政治与经济环境。这种政权实现的关键又要有一批具有现代眼光的政治家和选择明智的现代化战略。但这种国家政权的作用发挥到何种程度，才能保证现代化事业既顺利进行又不至于变成现代化的阻力呢？为了使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以晚清的同治政府和日本的明治政府为重点进行比较，剖析国家政权性质与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我们强调国家政权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意义，但显然不是说这种政治权力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推行现代化的大变革进程中可以无限地集中化和扩大化，以至滥用政治权力，违背教育的客观规律，以政治代替教育，最后必定导致教育现代化的失败甚至中断。 在比较现代化的研究中，人们常常把中国和日本当作比较的对象，的确，这两个儒家文明的东方国家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但它们又有着最大的不同，这就是在早期现代化国家中，日本是唯一取得成功最后脱亚入欧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非西方国家，而中国却走向了日渐衰微、边缘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半殖民社会。决定这一历史事实的原因何在，正是人们探讨的热点。其中，不少学者都对日本教育在促进国家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特别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经济上几乎全部崩溃，但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却取得了超出想象的效果，经济的增长率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一批现代化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如罗斯托、舒尔兹等就把这一奇迹归结于日本教育在战前的高度发达为其积累了庞大的人力资本。人们大多倾心于日本教育对现代化的贡献，却很少有学者去探讨日本的教育本身又是如何成功实现现代化的。 当西方的炮舰打开中日两国的大门以后，两国都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了现代化的运动，中国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开始了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为目的；日本在“和魂洋才”的口号下开始了明治维新，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两国的动员口号和目的都差不多，但结果却殊异。就教育而言，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和现代教育制度，而洋务运动期间除了办起一些彼此毫无联系的教育机构外，就没有什么现代教育的制度建树。这首先应归结于两国当时政权性质的根本差异。 二 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都发生了政权的更迭，中国于1862年产生了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同治政府。这个政府是满清皇族内部矛盾激化导致的宫廷政变的产物，不具有任何革新和改良的性质，直到1908年她死去，控制满清中央政权达40多年。慈禧太后控制大权期间，主要依靠两种势力来维护其统治，一是以倭仁、李鸿藻、刚毅为代表的顽固派守旧势力，另一部分是以奕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改革派。 顽固派是由一批昏庸守旧的大贵族、大官僚组成的政治集团。他们因循保守，冥顽不化，始终以天朝大国的姿态傲视一切，视洋人为蛮夷，把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把西方的政治和社会学说当作异端邪说，并极力反对“以洋人为师”。在他们看来传统的封建制度十全十美，是亘古不变的制度，圣贤经传是最好的学问。他们所要选拔的人才也就是那种熟读四书五经、深谙帖括小楷的儒生，对老百姓则不过是要求他们知晓儒家原则和臣民义务而已。因此，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和传统的儒家伦理成了他们维护传统封建统治秩序的基本手段和工具，这种思想和政治态度，集中反映了中国封建生产力的停滞和小农经济的保守与落后。顽固派是当时中国势力最强大、政治上最反动的政治力量，在洋务运动期间，他们极力阻挠新式学堂的设立和西学、西艺的传播；在维新运动期间，则充当了扼杀维新力量的先锋。且慈禧太后依靠这一反动势力牵制洋务派，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一次次延误时机，只是在八国联军的彻底打击下，才稍有醒悟，开始对八股取士制度作些微的调整。由于形势所迫，最后才不得不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新式学制得以实行，并成立了专门管理教育的学部，这比日本晚了3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