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没有人会否认，面临着新旧世纪的更替，对各自领域进行深层次的回顾、总结和充满憧憬与责任意识的瞻望，已成为学术界一道颇为壮观的学术风景。高校德育的理论与实践，同样以这种形式迈动着世纪跨跃的步伐。人们围绕着高校德育的风雨历程及其优劣得失的检析评点、新的世纪高校德育有效运作的理念与规则的建构等中心论域，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世纪之辩”。理性地审视这场讨论，当使高校德育更为自信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应有作用，具有更加丰厚的智慧资源与更加坚实的理论准备。 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号角。以此为契机，高校德育也迅速实现了思想认识领域的拨乱反正，并由此展开了全方位的建设。20余年来，高校德育在队伍建设、运作机制的建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的规划和制定、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改革开放的20余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20余年，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生活由相对封闭向全方位开放的转变，以信息技术为重要内容的现代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等等，都不能不引起人们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因此，改革开放的20余年既是高校德育由理念到实践方式诸层面逐步建构的20余年，也是高校德育直面运作环境与工作对象迅速变化的20余年；是高校德育发挥重要作用的20余年，也是既有的高校德育运作模式与变化了的环境与对象愈益不相适应的20余年。这种不相适应，直接表现为高校德育有效性不同程度的弱化。也正因如此，有效性问题，逐步成为世纪末高校德育理论探讨的核心性论题。如何衡估高校德育的有效性？高校德育有效性的弱化原因何在？如何提升高校德育的有效性？诸如此类的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现实难题的关注，与对事物发展前景的展望往往是紧密关联的。人们从回应现实出发而对高校德育有效性的关注，也构成了人们进行世纪高校德育有效模式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 高校德育的有效性，就是特定环境条件下高校德育的实际运作对高校德育目标的实现程度。分析高校德育的有效性，主要有两个方面：高校德育的实际运作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维度；高校德育实际运作系统的构成要素与德育目标的关系维度。人们对高校德育有效性弱化成因的考察，也主要从这两个维度展开。 高校德育的实际运作与所处环境之间的相宜性与相互支持性，是高校德育有效性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这种相宜性、相互支持性与高校德育的有效性形成正比关系。由这一维度出发对高校德育有效性弱化原因的考察，有三种主要观点：(1)高校德育与环境不相适应。有学者指出：任何德育模式效用的最优发挥，都必然地有其效用发挥的生态性要求，当德育生态发生了变化之后，德育效果的取得，也只有藉于相应变化的德育模式。在世纪之交的今日，德育生态以其与改革开放之前截然不同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推进，带来了利益主体、利益观念的多元，国际国内各种思想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荡，带来了思想观念传递的多质多维，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信息获取过程中既有结构的变换，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德育者信息传递方面权威保障的失落、德育对象利益背景的多元、思想观念的多样及其在思想信息获取方面主体性的增强等等。这种崭新的德育生态，已经抽掉了既有高校德育模式最优化效用发挥的主客观环境，高校德育有效性弱化的根源，正在于传统德育模式在新的德育生态中功能的钝化。（注：沈壮海：《简论高校德育观念的变革》，《继往开来——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的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现有环境给高校德育带来的挑战加大。有学者认为，高校德育有效性的弱化，主要在于变化了的环境给既有的高校德育模式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增加了德育的难度。这些挑战，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校德育运作系统相关要素的模糊不定或功能缺损，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规范是否也应当以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作为社会道德的取向？是否存在超越市场经济价值的道德取向？……，哪些应当超越市场经济价值，哪些必须遵循市场经济价值？”对这些问题的纷争，“使教育者对许多重要的（不是一切的）社会行为难于做出准确的道德判断”，从而导致“在实际上而不是在文字上难以确立高等学校的德育目标”，“在德育实践上不能理直气壮地解释或解决实际问题。”（注：潘懋元：《改进高校德育工作的两个问题》，《高等教育研究》1996年第2期。）(3)德育与环境影响力的向性不一。德育对象不仅受到来自高校德育的教育，而且受到多种社会力量的影响，德育对象的道德品质实际上就是这些力量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合力的结果。相对于主流道德要求而言，社会的各种进步因素、先进人物的榜样作用等，都是居于主流和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向心力，都有 利于促进人们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形成；而现实生活中各种消极的社会因素和负面典型，特别是各种腐朽思潮和腐败分子所产生的消极效应，都是社会主义道德的离心力，都是各种非社会主义道德的酵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或削弱了前者的积极效应。（注：张明仑：《“知行矛盾”论》，《继往开来——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的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高校德育有效性的弱化，根源于高校德育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相宜性与相互支持性的弱化，也根源于高校德育运作系统内部结构与机制方面的原因，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德育陷入困境的原因相当多数来自学校外部，多为学校德育所鞭长莫及”，但“学校德育理论的不成熟与德育操作的欠科学加剧了困境的严重性。”（注：石鸥：《德育困境中的病理性说服及其诊治原则》，《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对于高校德育有效性弱化的内部原因，人们主要归结在五个方面： 1.对高校德育的认识存在偏差 (1)对于高校德育定位的认识存在偏差。有人对“德育首位”论存有疑问，认为“‘德育首位’论尽管人们可以诠释得尽善尽美，但其口号本身掩盖不了‘智育次位’或‘体育次位’的潜台词，冲破不了‘重此轻彼’的老框框。这种厚此薄彼的思想究竟是否可取，是值得斟酌的。”（注：杨晓江：《论高等教育学视野中的德育》，《高等教育研究》1998年第3期。）另有学者认为，德育首位并没有问题，问题恰恰在于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加强德育队伍、增加经费投入、提高待遇就是落实德育首位；认为德育首位是党委系统和政工干部的事，从而没有真正落实德育首位。(2)在对高校德育内容与任务的理解方面存在偏差。如，有人认为，高校德育“把道德仅仅理解为‘为他人或社会着想，为他人或社会付出’”；“常常误导人们把人生的目的理解为具体的目标或某个结局”；“往往制度化地误导人们把外在的规范遵守当成内在的道德尊重，把道德手段化、工具化”，从而“使人们严重地陷入了商业性的人生计较中而缺乏健康的生活意识”，在诸如此类认识误区的支配下，“愈是强调道德，人可能变得愈虚伪，美好的心灵也就总是建构不起来。”认识上的误区，又导致方法的失效，使德育工作的形象蒙上了厚厚的尘埃。（注：杨移贻，张祥云：《走出道德教育的观念误区》，《上海高教研究》1996年第5期。）高校德育要走出困境，必须纠正人们在高校德育认识方面存在的种种偏差，“在当代中国，对学校德育地位的下降和与之相应的德育实效降低……的真正扼制，有待于社会德育观的实质上的转换。”（注：檀传宝：《德育美学观》，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