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中西方文化思潮撞击最激烈、新旧道德规范碰撞最频繁的一段时期。作为社会的缩影，作为知识高度密集的区域，大学校园内首当其冲地感受到了这种急剧的变化，短短的二十年中，大学校园接连不断的文化热点的变迁就充分地反映了这种变化。透过大学校园文化热点的不断涌动和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大学生们价值取向不断得到调适的轨迹。 一、求知热、潘晓热——传统价值体系坍塌而引起的彷惶 大学校园文化热点的涌动是从“文革”刚刚结束后开始的。随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潮接二连三地涌入国门，同时由于思想的解放，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象涌泉一样喷发出来。大学生们发现，人性、自由、民主以及人伦、修身、玄虚等文化现象是那样的色彩斑斓、新鲜诱人。“文革”十年的文化窒息曾使大学生的思想象沙漠一样干涸，而日积月累的文化饥渴又必然使大学生对中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想不加选择地广泛吸纳，结果往往会造成食而不化的局面。广大大学生面对的是一大堆令人困惑又纠缠不清的问题。他们驻足于自我，面对的是人格分裂的自我——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积淀而背上的重负，又有挣脱羁绊向往现代化的雄心。他们始终在求解着同一个命题：人的价值究竟何在？一九七七年冬，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恢复后，成了几百万知识青年角逐的竞技场。一批“老三届”学生带着拼搏后的喜悦和十年动乱留下的伤痕进入高等学府，他们痛惜浪费了的宝贵时光，决心把失去的年华寻找回来。并且提出了“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的口号，他们立志为“四个现代化”的到来而发奋学习，从而在新一代大学生中，形成了第一个热点——求知热。救知热作为二十年来大学校园系列文化热潮的起点，为大学生们已经僵化的思想的开启及其自我意识的萌发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在这股强大的“求知热”中，思想敏捷而又精力旺盛的大学生们便开始由长期的文化饥渴步入“文化大会餐”，见到的一切都是陌生、新鲜的，固而对一切都如饥似渴地吸取（当然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吸取是主要的）。在这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饥不择食、生吞活剥的现象。作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天之骄子”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我是谁”的问题，关于人的价值的问题，以及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困扰着他们。到80年代初，在中国年轻人中（尤其是年轻大学生中）终于出现了对人的价值观念的第一次疑问——即“潘晓热”的出现。1980年《中国青年》第五期发表了署名“潘晓”的一封信，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在信中作者有这样一段表述：“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命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潘晓这封信的发表首先引起了广大大学生的讨论，进而引发了一场全 国范围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中心，显而易见是人生价值问题，其焦点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这一命题。“潘晓热”的出现至少可以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潘们晓”对当时已经涌进我国的某些西方思潮的局部理解和部分的吸收。出现了指向人自身的思考方式，潘晓在信中还有这样一段话：“人毕竟都是人哪，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人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在道德价值观上以人的自然本性和进化规律为基础，建立一种符合人的进化规律的道德价值体系，即首先是“利己主义”然后才能为“利他主义”。（H.斯宾塞：《伦理学材料》）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我”的问题已经深深地困扰着“潘晓”们。在他们的旧的价值体系刚开始坍塌的时候，“自我”的命题已在他们的头脑中萌发。二是，“潘晓”们通过对自己人生生活经验，尤其是对十年文革中的我国社会生活的回顾，而不得不对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产生困惑。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指导下，儒家道德价值观有着明确利他规范。而这种规范是一步步逐渐完备以至走向了极端。它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先己后人状态，发展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及己则必及人的“人我同等”境界，后来演变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人后己水平。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建立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一大二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又成为人们主要的人生价值取向。然而这种“无我”的价值取向在现实面前又显得十分的荒谬可笑，许多大学生开始了对人生价值的历史反思，他们感到过去的热情被利用，信仰被欺骗，一种被嘲笑，被欺骗后的彷惶由然而生。那么人生的价值到底何在？“自我”在人生价值体系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潘晓”们不得不在中西两种文化的交汇时刻试探性地去寻求答案。 二、西方思潮热——新的价值观的片面求解 为了摆脱人生的困惑，消除价值观念上的彷惶，大学生们迫切希望能使新的价值观念在理论上获得求解。80年代初大学校园内出现的“西方思潮热”便是这种“求解”的充分体现。“西方思潮热”主要以“萨特热”、“尼采热”为代表。正当我国大学生中“潘晓热”方兴未艾之际，法国著名思想家萨特逝世，世界各地都不同程度地举行了一些纪念活动。我国出版界、学术界也分别出版、发表了诸如《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书以及《萨特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译著及介绍性文章。这便成了萨特思想影响我国大学生价值观念的最好契机。在大学生中间，一时间主张价值虚无主义和个人绝对自由的萨特存在主义成为当时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时髦。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人不外是人所设计的蓝图”、“人是他自己志愿变成的人”、“自由选择是无条件的”等关于人生价值的观点在大学生中颇有市场。在高校校园里，各种形式的“学术报告”、“理论沙龙”、“研究会”纷纷出现。“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成才”成为当时的主题。“自我”意识的萌生和觉醒，又直接孕育着稍后发生的“尼采热”。在“萨特热”的热浪中，大学生中就出现了“自我设计，自我成才”热潮，许多大学生认为个人设计和奋斗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途径，而尼采的“超人”思想和“成为你自己，不要跟随我”的观点正是“自我”意识的极好佐证。稍后，随着经济调整，特别是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的出现，使大学生把这些不正常现象归结为一个“权”字。认为在中国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而他们还从尼采的“权力意志论”以及中国传统的“官本位”的思想那里找到了理论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