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特点，即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形态正在迅速形成，21世纪的世界经济将以知识经济为主导，谁具备了持续不断的知识创新能力，谁就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国家的综合能力和国防竞争能力将越来越取决于教育发展、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水平。可以预见，未来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影响作用将更加突出，人们把渴求知识、人才、智慧、信息的目光更加集中地投向大学。面对挑战，中国的高等教育则应义不容辞地挑起科教兴国的重担，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笔者认为，当前高等教育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所做的各种准备中，观念的更新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分析和探讨知识经济对高等教育观念的影响，从而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对策。 知识经济对高等教育观念的影响，体现在它对传统的教育观念进行新的组合的同时，又创造出了新的教育观念。 一、新的知识创新观 美国学者把“知识创新”定义为“通过创造、演进、交流和应用，将新的思想转化为可销售的产品和服务，以取得企业经营成功，国家经济振兴和社会全面繁荣”。从界定概念的含义上看，与已有的技术创新着眼于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服务是完全一致的，其共同点都是从思想创造到实际应用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对它们的讨论都是围绕着经济发展问题，知识创新只不过是讨论知识经济所使用的一个经济学概念。成功的创新在于将新技术的可能性与市场机会两者很好地结合。（注：马池，施涵：《关于“知识创新”的科学定义》，《新华文摘》(1999.3)，原载于《北京日报》(1998.12.25)。） 在知识经济中，大学被看成是国家创新体系和地区创新体系中的重要角色。大学科学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是大学研究的出发点是教学。科学研究进入大学之初，主要是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方法，所谓“通过研究进行教学”，洪堡认为：“这种科学教育的目的，也就是教育人去进行创造性的思维，去进行符合道德原则的行为”。（注：胡建华等著：《高等教育学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98页。）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科学研究与教学相结合，毫无疑问仍然是培养人才的一种重要方法，尤其是在开发和培育受教育者的创造力方面。 二是大学的研究一般以自由探索为主，基本上是基础性研究，不像国家的科研机构那样受国家或政府目标的约束，也不像企业的科研机构那样注重经济效益。如美国科研政策的奠基人布什在《科学：无止境的疆域》(1945)指出，开展基础科研最佳的地方是学院、大学和一些由捐款建立的研究机构。（注：陈学飞主编：《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当代高等教育思想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美国基础科学的研究主要由研究型大学来完成，大学的基础科研占全部基础科研经费的60%。（注：王英杰著：《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而现在大学则更多地承担了一些政府、企业的科学研究和开发的工作，并且在大学科学研究中的比例呈上升的趋势。 三是科学规范上变化。传统的科学规范之一是科学的无私性，即期望科学知识将免费传播，研究人员以从同代的人那里获得承认为回报。而现在源于产业科学的实践、学术界内部企业机制的出现以及来自大学外部的政府政策导致知识的资本化，经济发展被作为一种学术使命引进研究，社会效益成为评估他们的学术合法地位的准绳，学术界的产品不再仅仅是思想，而且还要生产众多的可市场化的知识。 世界银行在《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中指出，穷国与富国以及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穷国和穷人获得的资本较少，而且也在于他们获得的知识较少，即所谓“知识差距”。实际上，比知识差距更大的差距是创建知识的能力上的差距，世界上80%的研究与开发来自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获取国外知识是扩大知识基础的最佳途径。然而在知识经济社会，世界科技的发展将更加迅猛，技术革命向产业转化的周期和技术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将更短，发展中国家通过学习别国技术和经验而赶上发达国家的难度将提高，“后发优势”的作用将减弱。一个拥有持续创新能力和大量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国家将具备发展知识经济的巨大潜力。创新，可以说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对于我国来说，在加速工业化的同时，必须建立起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 我国的高等院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到1995年，高校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全国同类经费总数的13.7%；“八五”期间，高校共获国家自然科学奖88项，占获奖总数的1/2左右；获国家发明奖274项，占获奖总数的1/3左右；获国家科技进步奖550项，占获奖总数的1/4左右。（注：路甬祥主编：《创新与未来——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68页。）这表明我国高校的知识创新力量有了明显增加。但我国高等教育的总体水平还是比较落后的，体现在科学研究上，按照论文SCI被引用的标准衡量，与世界著名大学相差甚远；人才培养上，忽视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和开发，致使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不强，创造力不足。 二、新的社会服务观 美国高等教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认为，使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有两种，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强调认识论的人，在他们的高等教育哲学中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则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注：[美]约翰·S·布鲁贝克著，王承绪主编：《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7月，第12、14页。）人类进入20世纪，大学，特别是占优势地位的研究型大学所发现的知识，发展了工业生产上的奇迹。直到后来马克卢普(1962)所称的“知识产业”出现了，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与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并驾齐驱，甚至压倒了认识论的哲学。大家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越来越经常地被誉为“服务站”。最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就体现了大学为政府决策和社会发展进行咨询活动的顾问角色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