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等教育进行理论探讨，涉及的问题很多，但哪些命题或教育领域的哪些问题属“教育原理”则无定论。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关于高等教育科学的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以笔者浅见，“高等教育原理”应涉及高等教育领域的这样一些基本理论问题：（1 ）高等教育的本质和属性；（2）高等教育价值观（包括高等教育的价值、目的、功能、 作用和任务）；（3）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包括与社会的政治、 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关系）；（4）高等教育的教育观（包括教育性质、 教育目标、教育质量观、教育途径、师生关系等）；（5 ）其他关于高等教育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如高等教育现代化、民主化、终身化、国际化、学术自由等）。将这些内容归入“高等教育原理”可能不会引起大的分歧。但是否还有其他一些理论（如教学理论、教育发展观、教育评价理论等）也可归入“原理”，这是在构建高等教育学科的理论体系时需要研究考虑的问题。对“高等教育原理”研究的50年回顾，将主要围绕上述内容作简略的概述。 一、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发展的背景与状况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在我国始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其标志是厦门大学（1978）和北京大学（1980）先后建立高等教育研究室（1982年经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其后，在我国许多高等学校都纷纷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并逐渐形成了一支高等教育的研究队伍。1983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并出版了学会刊物《中国高教研究》。80年代中期以后，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或高等学校出版的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公开或内部刊物，如雨后春笋，至90年代初发展到700余种， 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广泛而深入的开展。1993年在潘懋元先生的倡导下成立了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二级分会），其主要宗旨是推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它的成立，对推动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文革”前的17年，我国高等教育是在国家高度集中管理的体制下发展的。有关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任务、发展规模、教育模式、培养目标，直至课程和教学内容，都由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统一作出规定，高等学校只是执行。当时政府有关决定的依据，一是要使高等教育适应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为国家培养急需的各类专门人才；二是照搬苏联的教育经验，认为凡是苏联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出现这种情况，既是由当时的意识形态所决定，也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在那种情况下，客观上既没有提出对高等教育进行理论研究的要求，也不具备开展理论研究的条件，谈不上真正的理论研究。 其间，就整个教育领域而言，也曾开展过某些重要的教育讨论。如关于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讨论，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的讨论。这些讨论都不能不涉及到高等教育。特别是从1957年开始的关于“红”、“专”关系的讨论，主要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开展的。围绕这些讨论提出的问题有：如何正确理解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发展的教育；人的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教育中智育与德育的关系等。当时由于照搬苏联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和内容繁多，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且在“全面发展”的口号下，要求门门5分，更加重了这种负担；由于片面强调教学计划的统一性， 而忽视了学生的个别差异，不利于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针对我国教育实践中出现的这些弊端，在讨论中批评了把“全面发展”庸俗化为“平均发展”的观点，提出了学生的学习要有重点；批评了只强调统一，而忽视个人自由发展的观点，提出应把“因材施教”列入教育方针。多数人赞成在教育中应因材施教，但不同意作为教育方针，认为因材施教只是方法问题。至于50年代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展的“红”、“专”大辩论，则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占主导的观点是对只重视专业知识学习而忽视政治思想教育的观点的批判。 在与高等教育有关的教育讨论中，还涉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以及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问题。主要是从正面阐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意义，强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改造思想的重要性。阐述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对提高教师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意义。在1958年之后，针对1958年“大跃进”中，劳动和科研安排不当，冲击了正常教学秩序的问题，提出了高等学校应以教学为主。 综观那一时期的教育讨论，还只停留在对现实问题分析的层面，缺乏理论深度。在阐述各自的观点时，政治论的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没有跳出只是简单地引证马列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话语或领导人的观点，加以诠释和发挥的窠臼。当然也提出过这样鲜见的观点：“用行政的权威来禁止所谓的异端邪说，独尊某一种学说，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做法，只会造成学术的停滞，思想的凝固。”（刘佛年 1957）但未引起重视，也未对那一时期的讨论产生实际影响。 “文革”中的10年，是高等教育遭受严重破坏的10年，也是政治论观点占据统治地位的10年。在这一时期，“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连续发表了“社会主义高等学校应如何办”的系列文章，炮制了“高等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高等学校要“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学校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等论点，把教育引向彻底政治化的轨道。教育界除了“老老实实”地检查“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之外，已不可能表达自己的观点，更无探索教育理论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