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文化是指生活在闽台两地人民共同创造的、以闽方言为主要载体的区域文化，它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富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色。本文就闽台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作初步的探讨。 闽台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联系，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原始社会。古人类学家证明，距今3万年前的台湾最早古人类“左镇人”和稍后一些的“长滨文化”的主人都是从大陆经福建迁入台湾的。考古发掘也证明，台湾新石器时代的大岔坑文化、凤鼻头文化遗址的中下层的遗物和同时期福建壳丘头文化、昙石山文化遗址的遗物在造型和类型上有不少相似之处。青铜时代，闽台之间的文化联系更加密切，同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均属于以几何形印纹陶和彩陶共存为特征的文化遗存。 春秋至秦汉时期，大陆东南沿海聚居着“百越”土著民族，居住在福建境内的越人称“闽越”，其最重要的文化标志是以蛇为图腾和断发纹身，《说文·虫部》曰：“闽，东南越，蛇种。”《汉书·严助传》说：“（闽）越，方外之地，劗发纹身之民也。”虽然台湾海峡阻碍了闽台之间的交往，但由于闽越族是一个善于舟楫的民族，所以仍有不少闽越人跨越台湾海峡，迁徙到台湾去，成为台湾高山族的祖先。关于高山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仁智互见，我们认为是不同时期，从不同地方漂流入台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支是春秋至汉代时期从福建迁徙入台的闽越人。这一点从高山族自古以来一直保留着闽越族的蛇崇拜和断发纹身的习俗可以反映出来。《隋书·东夷传》载：“琉球国（指台湾）居海岛之中，……妇人以墨鲸手，为虫蛇之文。”清代郁永河在《稗海纪游》中谈到他在台湾亲眼目睹高山族“胸背文以雕青为鸟翼网罟虎豹文。”陈梦林《诸罗县志·番俗考》云：台湾后垅、竹堑诸社的高山族“发在周围者悉除之，中留圆顶，剪而下垂头蛇。”至近现代，台湾高山族的鲁凯人、排湾人仍保留着崇蛇的习俗。 西汉元封十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派兵灭亡了闽越国，并把闽越族的贵族、官吏、军队以及部分百姓强制迁往江淮一带，以绝后患，“东越地遂虚。”①闽越族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复存在，但尚有一部分闽越人隐遁于山泽湖泊之间，逃避了汉军的追捕，成为福建原住民的祖先，也不排除一部分闽越人东渡台湾避难②。此后直至宋代，闽台之间的文化联系基本中断，由于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程度不同，从而导致了闽台经济文化的不同步发展。 秦代汉初，中央政府虽然在福建设立闽中郡和闽越国，但由于均实行“以闽治闽”的方略，所以汉文化在福建的影响甚微。汉代以后，中原汉文化开始向东南沿海扩散，三国时波及福建。当时孙吴据有江东，视福建为后方基地，比较重视对福建的治理和开发。孙吴曾多次出兵福建，在福建设置建安郡和建安、南平、汉兴、建平、闽侯五县，并在侯官设立典船校尉和在霞浦设立温麻船屯，除了驻扎军队，派遣官吏治理外，许多罪犯被流放于福建，还有一些士民避祸闽中，揭开了汉文化不规模传入福建的序幕。 西晋至五代，中原汉族不断向东南沿海迁徙，数以万计的汉人迁入福建，其间还出现了三次移民入闽的高潮，分别发生在西晋永嘉年间、唐中期、唐末。随着汉人的大批入闽，汉文化在福建自北向南迅速传播。隋以前，居住在福建境内的汉族人数不多，隋大业三年（607年）一共才有12420户，大多数人尚处于变化不定、糊口维艰的境地，仍渴望有朝一日返归中原故土，暂时避乱福建的意识还相当强烈，根本无心也无法去创造能体现自身特色的文化。这种情况到唐五代时有了明显的改观。一方面，随着汉人的不断移民福建，汉族与土著民族之间的融合速度加快了。由于移民中男性比例较大，特别是唐中期陈元光和唐末王审知的部属（共35000多人）定居福建，使汉民的男女比例更加悬殊，其中不少汉族男子与土著通婚，作长期落户福建的打算。陈政的部属丁儒在《归闲诗二十韵》其二对唐中期闽南地区的民族和民俗融合作这样的描述：“漳北遥开郡，泉南久罢屯。归寻初旅寓，喜作旧乡邻。……土音今听惯，民俗始知淳。……辞国来诸属，于兹缔六亲。追随情语好，问馈岁时频。相访朝和夕，浑忘越与秦。……呼童多种植，长是此方人。”③五代时，王审知的部属与土著通婚的现象更加普遍，故福州方言称男子为“唐铺人”，意为唐代的铺兵（当时十里为一铺，派兵驻守），妇女俗称“诸娘子”，意为闽越无诸国的女子④。民族的融合对汉文化在福建的迅速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唐开元年间已有户籍108991户，比隋大业三年增长近8倍），福建经济也得到较快的发展，从而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加上地方官注重兴办教育，网罗人才，使福建文化长期落后中原的局面有所改观。志称：“文教之开兴，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至宋而日益盛。”⑤ 宋代，福建社会相对安定，人口剧增，据统计，宋嘉定年间福建人口有1599215户，比唐开元年间增长近15倍。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条件下，宋代福建经济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不但走出了长期落后的境地，而且奇迹般地在短时间内挤身于全国发达地区行列，成为东南全盛之邦。诗人张守在《毗陵集》中有诗句云：“忆昔瓯越险远之地，今为东南全盛之邦。”集中地反映了时人对福建经济突飞猛进的赞叹。随着经济的长足进步，文化也一派繁荣。教育事业发达，据统计，宋代福建有县学、州学56所，书院75所，还有数以百计的书堂，学校书堂遍布城乡，莆田有“三家两书堂”的记载⑥，福州有“学校未尝虚里巷”说法⑦。读书风气十分浓厚，福州“城里人家半读书⑧，”连山区泰宁也“比屋连墙，弦诵相闻”⑨。教育的发达和读书风气的浓厚，使福建科举鼎盛，人才辈出。据不完全统计，宋代福建进士多达7038人，占全国进士总数35093人的1/5。宋代宰相共134人，福建籍宰相有18人，居全国第三位。被《宋史》收入的福建名人有179人，为全国之冠。宋代福建还涌现了一大批名扬中外的杰出人才，有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有天文家苏颂，有法医家宋慈，有史学家郑樵和袁枢，有书法家蔡襄，有著名的诗人杨亿，慢词大师柳永，诗论家严羽，文学家刘克庄，等等。时人周必复颇为自负地宣称：“今世之言衣冠文物，必称七闽”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