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五四”直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段时期，是一种典型的“乱世”，是中国的近、现代政治特点给予知识分子的一种时代机遇。它最终影响和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与精神气质。 由于时代的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新文化在许多方面有所区别，但作为一种内在前提，传统文化不能不是新文化得以发展的一种保证。本文作者认为，中国文化从古到今的发展总体上是一个不断进步、完善的历史过程，兼容性和开放是它的一种根本特征。新文化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合理进化。如果忽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维系，那就很难领会新文化的思想渊源，也不可能对中国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表现获得一种历史的理解。 一 首先一个问题是，如何来看待从晚清、“五四”直到三、四十年代的这段时期的基本特点。我的看法比较简单，以为这段时期的基本特点集中表现为一个“乱”字。所谓“天下大乱”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一个总体态势。这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新文化是在一个“乱世”之中发生、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存环境，是一种典型的“乱世”。 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大多发生在朝代的交替时期。“乱世”的基本特点是，原先的权力系统崩溃了，而新的权力系统还没有建立或没有完全建立，从而缺乏政治统治方面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在文化思想上的特点则表现为，原有的观念体系特别是其阐释方法受到严重挑战和打击，或者说，原有的意识形态及其特定的表现方式的权威性受到根本性的削弱，从而导致各种“异端”思想的出现和活跃。因此，似乎可以说，“乱世”是一个原先的社会形态瓦解后所形成的权威“真空”时代。现在就从这个角度来简单分析一下中国现代“乱世”社会形势中的政治、文化特点及其关系。 大致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清政府的政治统治地位便逐渐发生动摇，并迅速走向衰亡。清政权的衰亡和崩溃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治逐渐丧失其对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的过程。中国封建科举制度的最终废除（1905年）以及“满汉之别”的社会舆论和“排满革命”的政治思潮之所以会在清末成为一种时代风尚，就是这一发展过程的最极端表现。而尤其能说明从此以后中国的政治统治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发展的关系的现象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政局和历届政府、政权，都严重缺乏持久牢固的稳定性，因而它们对文化思想的控制不能不都是相当有限的。从清末到四十年代，中国政治的动荡和混乱，不仅表现在政权和政府的频繁更迭，而且还表现为中央和地方权力的紧张对立、军阀割据势力的始终存在、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的连年不断、西方各国在中国的特殊政治和文化势力的影响等等。比较起来，即使在相对较长的蒋介石国民党取得中国的全面统治权力时期，上述各种政治危机因素也依然明显存在。抗战时期，中国更有国民党政权、共产党政权和敌伪汉奸政权同时并存、各自为政的现象。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就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西方各国包括日本，在中国的最大文化都市上海，一直都保持有“租界”。抗战前期，这些“租界”也就成为后来人们所说的文化“孤岛”。所有这些现象和因素的存在，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现代政治状态。由此造成的政出多门和朝令夕改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政治统治的一个明显特点，同时也是其缺乏统一性和权威性的一种突出表现。中国政治对于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作用，早已被人们所了解，但对于一个特定的时代中政治所给予文化的具体的影响方式，分析起来显然又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和表现。中国现代的“乱世”政治，始终都不能长期有效稳定地控制全国的政局，对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也无法采取比较一贯和统一的政策，加之传统文化的权威地位的失落和外来文化思想的猛烈撞击，中国新文化的发生不仅有了最大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而且它的发展也有了最大的自由度。同中国新文化的发生和发展的前后各个历史阶段相比，这个时代之所以能够被称作是一个政治、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启蒙时期，主要理由就在于它是一个全面探寻并试图建立一套新的观念体系和价值规范的自由思想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最少表现出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同时则最多地表现出观念信念和文化价值取向的丰富复杂性，甚至还不免于混乱和矛盾的状态。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试图在现实政治的空间和传统文化的废墟上构建新文化的大厦，但是他们对于建设这座规模巨大的历史大厦，一方面缺乏统一的施工规划，一方面对工程所需的材料和使用方法又各执己见，于是，他们只好每天都在工地上讨论。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只有等到政治的权威重新牢固建立起来后，他们才或者自觉、或者被迫地统一行动起来。但由此筑起的大厦，却可能并不是当初讨论时所能够想象到的。 为了更充分地说明我对中国现代政治和文化的关系的看法，更充分地说明中国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环境，我想提一下毛泽东的“红色根据地”理论。毛泽东主张在各个政治行政区域的交界地带、也就是所谓的“边区”建立红军政权。他在论证其可行性时，首先注意到了由各种势力的割据而在“边区”所造成的政治和军事的空白现象，中国红军和共产党完全可以利用这种地域空白建立“红色根据地”，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理论的合理性。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央政权和各种地方势力，始终都无法消灭在“边区”活动的共产党红军。从这个例子中所能得到的启发是，中国现代动荡、割据和政出多门的“乱世”政治形势，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造成了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边区”存在。对统治者而言，政治和军事上的边区“红色割据”尚且无法消灭，那就更谈不上统一文化思想上的“边区”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割据”了。左翼文化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最活跃的文化中心城市和知识分子中得以存在和发展，也就有了可能性。广义地来看，从“五四”时期开始的中国新文化启蒙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正是在一种没有权威政治、特别是没有权威意识形态有效控制的时代环境中，得以自由地生长，并最终影响和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面貌与精神气质。 乱世和政出多门在政治上的意义姑置不论，在文化领域则我以为是新思想得以出现和生存的契机。这是在充分重视中国的现代政治对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的前提下得到的结论。所以，我认为“五四”前后及后来一段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活跃——其中当然也是包括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活跃——是中国现代的政治特点所给予的一种时代机遇。新文化是在缺乏权威的政治和文化的空间恰逢其时地生长起来的。 二 要认识中国现代政治对于文化思想的具体影响，还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应当略加说明和澄清的。一是“乱世”政治对新文化发展的阻碍和压制、对知识分子自由思想权利的侵犯和打击的问题，其中特别是左翼或左倾意识形态和知识者的生存境遇问题；一是战争对新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复杂影响问题。 中国的现代政治体制总体上看兼具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性质，大多数时期实行的是一党专制，同时明显表现出军人（军阀）政治的色彩。因此，它对以民主、科学和自由权利为精神旨趣的新文化思想并不能真正做到宽容和承诺。当然，相比之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疑是它的最主要的敌人。如果说统治集团受到政治和文化的权威程度的局限，使得新文化思想的发展一般还有相当自由的可能，那么，左翼文化则始终受到最大的敌视。北洋军阀政府和其他各种政治统治势力对左翼文化的打击不必细说，最引起人们注意的，还是国民党政权对于左翼文化的压制和迫害。比如说三十年代就是如此。不过，这种现象并非可以一概而论，其中仍有值得推究的问题。我粗略地想来，觉得应当把“左翼”和“左倾”、“左翼文化”和“左倾文化”区别看待。“左翼”是明确具有党派集团归属及其利益的政治单位，“左倾”则是指一般思想表现上所显示出的政治性倾向，但并不以政党归属为其前提。换言之，我试图把主要属于特定政治范畴的“左翼”和基本上属于一般思想文化范畴的“左倾”区分开来。从二、三十年代的许多例子中能够发现，受到最残酷迫害的大多是与现实政治或政党活动有直接参与关系的“左翼”知识分子。例如著名的“左联五烈士”等。在把这些事例当作文化斗争现象来分析的时候，不能不首先认识到其中的政治因素是最主要和最关键的。这些事件首先或主要是政治事件，而非文化事件。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大致能对“左翼”文化的作用和意义进行理论的推导，但就其具体、个别的事例来看，则政治和党派斗争的残酷性与复杂性显然是理解这些事件的关键，我们在文化思想领域内是很难把握其症结所在的。在学术文化的范围中之所以还必须提及“左翼”知识分子，主要是因为他们曾经从事过文化活动。其实，他们更象是文化活动中的政治活动家，许多人本身就是共产党员。因此，他们作为现实统治集团和政党的政治敌人而遭到迫害乃至牺牲生命，是并不奇怪的。否则，政治斗争就显得出人意料地平静和温和了。相比之下，那些主要属于学术文化身份却具有或表现出“左倾”思想的知识分子，仅仅因为他们的思想倾向而遭致残酷迫害的现象，则相对来说是较少见的。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他们并没有完全或直接处在现实政治斗争的对抗关系中。同其他的知识者和文化人一样，他们没有把自己纳入到政治集团的营垒中去。在这方面，我以为鲁迅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关心政治，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并为之进行不断的探索，但他只是一个批评者和思想者，尽管他一度非常接近“左翼”组织，但却始终坚持自己超于政治和党派的自由批评家和思想者的立场。他是从文化思想的启蒙立场去进行和从事那些具有“左倾”政治文化性质的活动和工作的。所以，明显表现出“左倾”思想色彩的鲁迅，虽然还甚至与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有过直接往来，却从未受到过政治上的严重迫害。有人曾经认为，鲁迅之所以一直没有遭到严酷的政治迫害，主要是由于他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秘密的生活方式。这种看法未免太牵强和一厢情愿了。政治斗争不是胆小者的天真的游戏，一旦构成对权力的实际威助，那么政治迫害是不择手段和不顾及任何人的。并非共产党的杨杏佛的被杀，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在政治统治的权威专制还没有充分建立的时代，置身于政治中心和党派之外的知识分子，大概还是比较安全的。他们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或者也不想获得这种权力，但他们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提高了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他们在思想文化上的贡献，最终也会影响到政治。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虽然一直都在受到种种干扰和压抑，但总体上仍然不断地挤在中国现代政治的空隙中顽强地成长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