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纯的物质追求形式中，常常可以找到复杂的精神蕴含；在基本的生存行为方式里，往往能够显示重要的认识价值。所以，吃之于人类，从来就并不意味着仅仅是填饱肚子而已的事情。虽然它须臾不可缺少，然而，同吃一般见识的人格层面，实际上却一向为健全的人所不敢恭维。 饮食文化以自己的辉煌与荣耀，在人类的全部创造性劳作中，居于无庸置疑的首选位置之上。无论是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还是风格独到的日本饮食文化，除了各自奇妙绝伦的烹调技艺与美仑美奂的丰富茶肴；这两个东方民族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饮食观念与传统风习中，无不留有万千动人的故事、无数深刻的哲理，印证着人类的理性建树、道德倾向和精神活动对其形成的潜在作用、巨大影响与左右力量。饮食，支撑着人类的生息繁衍、竞争发展，因此也便不会是一种孤立的存在。作为整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但记载着人类精神演进的悲欢迭荡；而且愈是在人类精神为危机所困扰的时候，这里的不朽与堕落愈是泾渭分明。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的气节，孔融四岁让梨于兄长的涵养，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操行，大丈夫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品格……这些大量的、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关于饮食文化的历史内容，无不是因为其精神价值而流传了下来。也许，千百年来此一代彼一代中国人的认同程度有所差异；然而，人世间酒囊饭袋、行尸走肉般苟活者的餮餮，与这些古人的品德相较，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50年前，中国曾遭受过日本法西斯的野蛮侵略。为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1934年底，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起码的饮食需求经常得不到保障的条件下，这些共产党人的先驱，硬是嚼着草根和树皮，不屈不挠地走向陕北，有多少英魂，因此常眠于雪山、草地。这次饮食文化史上的壮举，完成了逆境中的民族精神的升华，大大地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成为现代中国不容欺侮的民族性格的代表之作。 五六十年代之交，在人为的失误和自然灾害的双重重压之下，中国的老百姓也曾有过几年吃不上饱饭的日子。在共和国同龄人的记忆中，至今还清晰地留有童年时代的“瓜菜代”、黑心土豆和没有水果的儿童，节。然而，那时人们的精神并没有疲软或死灭，大家带着对新中国无限前程的憧憬，坚信国家的困难是暂时的。于是，勒紧裤带，饿着肚子，照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一个被称之为吃的天才的国度，饮食格调已低至不堪言及；一个被视为一盘散沙的民族，却以前所未有的凝聚力，闯过了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 在日本的文化遗产里，同样不乏众多的、与饮食相关的精神瑰宝。日本人以为人间所食的一切，均源于日本之神的赏赐。这种因之必须满足、必须珍惜和节俭的意识，成为日本人对待吃喝之道的基本点。世世代代的大和子孙，吃着简单的饭菜，却很少生发更高的奢望。在咸菜、酱汤、烤鱼加米饭的模式中，久而久之日本饮食形成了自己简略而实用的风格。日本人对待吃，也有明显的善于克制欲望的成分。差不多就行了，虽然不是吃得很饱，但完全可以忍耐，一直是日常性的生活中国民的进食守则。因此，胡吃乱造，挥霍无度，始终很难与日本的世风与民俗结缘。日本人平实质朴的饮食观念，受制于总体的文化特征；但又以较高的品位，直接影响与作用于这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战结束始初，玩火自焚的日本，山河破碎，人心涣散，经济萧条，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日本政府将对下一代的教育作为重建国家的头等大事，集中有限的粮食，保证读小学的孩子们，一天之中能够在学校里吃上一顿饱饭，安心读书，诚恳做人。这批学生后来成为60至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的中坚。国家和民族在特殊年代的养育之恩，不但成为他们拼命工作、涌泉相报的动力，也为他们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塑造，注入了一种永恒的营养。 今年1月17日，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来的最大一次震灾袭击了关西著名的港口城市神户，5000余人死于非命，25万人无家可归。尽管许多人没水喝、没饭吃，但人们依旧井然有序地排队购买食品，没有人拥挤，没有人乘机抢劫。躲进避难所的为数不少的老人，以不愿意给别人增添麻烦为由拒绝进食，有的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日日本，这种极端行为虽已似无必要，然而，在危难之际将生存的希望留给他人的高风亮节，却委实令人景仰不已。 虽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在面对吃这一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存需求时，人类精神的不朽力量中，却可以发现许多的相似或相通之处。遗憾的是，这并不是人类精神的全部。当物质的发达使饮食由生存需求不断转向享乐需求时，它的某些畸形演变常常可以成为折射人类精神危机的最敏感的地带。 1994年，关西商业重镇大阪的“水买卖”行当，推出了一项新登场的业务，把一个赤裸裸的女人抬上了餐桌，在她的双乳和肚皮上铺满菜肴，让用餐的男人们像狗一样舔来舔去。如果说这个例子有极端之嫌，那么，近年来日本市民阶层饮食消费的不尚节俭的世纪末倾向，不是业已引起了舆论界的注目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