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文化既在时空中流变着，又在流变中保持着自身的来龙去脉，保持着某些“遗传特征”的不变性。上海新三年的发展远景，给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如何在建设为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时，建成一个具有巨大幅射力的文化中心，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新时期“海派文化”的建设，离不开对“海派文化”源、流及特征的认识。因为只有了解过去，才能领悟现在，规划将来。本人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哲学的眼光，对上述问题作一分析。 一、海派文化的历史起源 海派文化的生成是与上海都市的形成联系在一起，而上海的开埠与崛起，又首先得归于造化的恩惠——优越的地理位置。 据地理学界的考证，上海的成陆可追溯到五、六亿年之前。它的大地构造属准扬子地台古陆块的太湖——吴淞内陆凹地的一部分，它是新生代第4纪元后，以长江为主的河流携带的大量泥沙，在江流海潮的相互顶托和共同作用之下，不断在古陆基底上堆积的结果。大约6000年以前，就在古冈身以西的冲积平原上，出现了上海远古先民的足迹。至今，人们还习惯地把上海称之为“上海滩”，意指这片土地是从昔日海滩逐渐演化而来的，这不啻是个恰当的比喻。 上海的真正命运又是和水运与开放联系在一起的。上海成陆之后，在唐玄宗天宝之前的一千多年，“上海大陆是经常不设一县的滨海斥卤之地。”①公元624年，唐高祖颁布“均田法”，鼓励人民开垦荒地。上海地区冈身以东大片沿海涨露的土地才真正引起人们注意。直到唐玄宗开元初年（公元713年左右），迫于长江下游地区因唐王相朝近70年的稳定繁荣所带来的人口压力，而开始在此修筑海堤、开发农业。开元初年，上海地区第一条捍海大提——旧捍海塘建成。大堤建成，土地开垦，农业兴旺，促使上海地区第一个县——华亭县建立。明代的徐阶有文记载：“按志，塘筑于开元元年，县创于天宝十年，先筑塘后建县。”②此后，随着上海陆地的不断往东扩张，继旧捍海塘之后，又修建了二条海塘，粗略估算，三条海堤起码给上海地区提供了约400多万亩可开垦的土地。在农业文明中，土地开发的直接效应便是农业发展，人丁兴旺，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行政区的设立。自上海政区形成的第一块里程碑华亭县设置之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上海镇设立镇治，派镇将驻守，并兴建官署，学校、佛庙、店馆等。那时，上海镇成为华亭县最大的市镇。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正式设县，范围包括今上海市区和上海、青浦、南汇、川沙四县，当时归松江府管辖，此为上海建城之始。如果没有海运与开放，上海城也永远只是古老中华帝国的一个东海边陲市镇而已。据19世纪40年代一位两次抵沪的英国学者福钧估计，当时上海人口仅27万，而杭州已为100万，苏州、南京、宁波为50万，上海人口分别仅为它们的1/4或1/2左右。难怪《松江府志》等史籍中均有“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姑苏为重”的记载。 但是，每当“海禁”解除，贸易放开，上海临江滨海的地理优势，就变得得天独厚了。在中华帝国王朝更迭中，上海地区的每一次开放，都给上海带来一次新的发展契机。上海地区最初的航运中心是华亭港，到了宋代，代之而起的是青龙镇港。青龙镇在吴淞江畔，是古上海地区自海口进入内陆的咽喉要地，地理位置优于华亭。但到宋末，因吴淞江航道被泥沙淤塞，再加上海岸线东移，终使其失去了“岛夷蛮越交广之途，海商辐辏之所”的地理优势，而让位于当时新兴的上海镇了。鉴于上海镇有距离淞江出海口近，水道深阔等方面的优势，海舶往来不断增多，港口日益繁荣。在宋末（1267年），便有镇台设立，到元代，便正式设县了。经过明代200余年的禁海锁国政策，在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解除了海禁之后，上海城便设江海关。乾隆年间，聚集上海港的船舶已达3000多号。此后虽因乾隆三十三年清廷重申闭关自守政策而使其又沉寂了73年之久，但待嘉、道年间，海运漕粮之路重开之后，上海终因其南北方和海内外贸易的关键地位而迅速成为颇具规模的通商城市，被称为“江海之涌津，东南之都会”了。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在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又一次无可选择地主宰了上海的命运——上海被列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7日，被迫正式开埠。此后，正如马克思在1858年就正确指出的那样“让出五个新口岸来开放，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逐步由广州移到上海。”因为19世纪中叶，中国对外贸易的三大产品是茶叶、蚕丝和鸦片。在这三大产品中，以对外贸易作为早期支柱产业和资本原始积累的上海，比任何口岸都居于更有利的地位：长江的下游地带是中国主要的产丝区，而两岸的丘陵地带盛产优质茶叶，上海作为长江的入海口，既可以通过水路方便地获得茶叶和蚕丝，又可以通过水路把鸦片方便地销往内地。而与上海处于同一历史时点上的苏州，因其仅具内海商港的功能而与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地位绝缘；杭州，又深藏于杭州湾内，因众多的沙洲和钱塘江的狭窄而难以供远洋货船通行；南京，离海岸远达300多公里，滚滚江流，泥沙沉积等造成航运的诸多不便，又使它难以成为交通枢纽。唯上海，此时占尽了地利天时。1846年，即上海开埠后的第三年，全中国出口贸易的16%经由上海，到1861年，上海的出口份额已占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50%，也就在这年，上海在对外贸易总值上超过了与它最旗鼓相当的广州。到1870年，上海承担了对外贸易总额的63%，而广州仅占13%。自1865年起，上海在国内外贸易上的首要地位已牢固确立，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它从未受到严重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