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刊登署名文章，题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国学研究》第一卷为基础，报道了北京大学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现状和成果。时隔一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今日谈”栏目发表了署名文章《久违了，“国学”》。此后，由于新闻媒体的积极参与，“国学”成了传统文化研究中使用较多的一个概念，似乎有一股“国学热”。近几年关于国学的讨论中，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大致如下： 一、“国学”的提法是否合适 有的学者考证了“国学”概念的由来，指出：“国学”一词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日本移植过来的。日本17-18世纪发展出所谓“国学”学派，从事王朝时代的历史、制度、文学等研究，特别强调古典的语言学研究。“国学”概念移植中国后，主要有两种用法，一是指本国的传统文化体系。一是指近代形成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体系。20年代，“国学”一词在中国学界流行颇广，与“国故”一词意近而常常互换。章太炎曾出版过几部以“国学”、“国故”为名的著作，梁漱溟等创办了《国故》月刊；胡适办过《国学季刊》，把再造文明的任务归结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并提出了“国故学”的三个努力方向：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然而进入90年代后，重新使用“国学”的提法，是否合适呢？ 一种观点认为合适。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称中国学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这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中国固有文化，自本世纪20年代开始，因有别于西洋文明，故有国学之名兴起。这个概念在半个世纪之后恢复使用，首先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汉语修辞的需要。汉语修辞的简易化、典雅化的要求，使得在出版、编辑、命名等方面，“国学”、“国学丛书”、“国学集刊”比起“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丛书”、“中国传统文化集刊”更易被选择和接受。 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合适。因为很多人讲的“国学”是儒教文化和汉文化的传统，这就排除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另外，随着经济关系的全球化以及某些跨民族国家的国际体制的形成，不可能仅仅从自己的一国文化来讨论问题。讲国学，易与华夏中心主义联系在一起，易变成新的华夷之辨。再者，讲“国学”固然在反对“西化派”的民族虚无主义上有积极意义，但同时又造成忽视或否定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因为近代以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王国维、鲁迅、陈寅恪、汤用彤等人的思想、学术成就，“五四”新文化中的科学、民主内容，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优秀成果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和指导中国改革向现代化迈进的邓小平思想，也是国学，而且从质上看是比国学家们规定的“国学”更高级的国学。“国学”是一个含混的概念，所以，还是以提“中国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为好。 二、研究“国学”过程中可能出现和应该注意的问题 1、有人认为可能出现以“国学”摒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用“调和哲学”的儒学取代“斗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搞复古倒退。 “苏东事变”以后，马克思主义走向低潮，信仰的塌方带来世纪末的精神瘟疫。有人以为仅仅从“国学”中就可以找到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一边。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西方文化主客二分的产物，是崇尚对立的斗争哲学。它只适于破坏旧世界的革命，而无助于当代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国古代哲学是崇尚统一的调和哲学。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分裂困扰着人类时，中国的调和哲学能成为当代人类文明的向导。因此，“斗争哲学”必须让位于“调和哲学”。“天人合一”是东方文化的精髓。只有东方的哲学能够拯救人类。一些人宣扬中国需要孔夫子、董仲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中国哲学新体系。这是复古倒退，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 也有人认为“这个担心纯属多余”。认为现今的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封建时代不同。我们与古人相比，指导思想不同，经济基础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国际环境不同。我们治国依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对孔子的东西是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汲取、借鉴，使之为我所用。我们无论谁都不可能（虽然现代新儒家如是想）用孔子治国，用儒学兴邦。更不可能排斥东西方各国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的文化成果，否定业已形成的中国近现代新文化。这是历史的大趋势，任谁也不能改变。主张纪念孔子的学界人士绝对不是辛亥年间清朝遗老遗少或五四时代的国粹主义者。没有人会站在封建主义的立场把历史拉回一百年，回过头去让人尊孔读经，或者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认为，在中国现今的条件下，讲究儒学，汲取一点孔子的学说，是对的，必要的。研究国学，并非盲目的崇古，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整理与探讨，给予正确的阐述与评价，既给它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又通过深入地把握其丰富内涵，更好地调整其在当代生活中的作用，为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这样做决不会冲淡甚而取代马克思主义，走向复古倒退的老路。 2、有人认为讲“国学”可能以“民族性”牺牲“时代性” 从中国历史上看，在中古以前社会改革变动之际主要是“古今之争”；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重点转到“中西之辩”。无论是中国，抑或是西方，讲二者的文化时，一般均指西方的近现代文化，中国的古代文化。今天某些人称谓的国学和近现代西学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民族差异，更主要的是时代性差异。从历史的角度看，二者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国学的对象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近现代西方文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中西比较，以中国的旧学即国学的研究对象与西方近代文化去比较，是很不恰当的。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戴着古老的文明花环走进现代化。在这个世纪之交，我国向现代化进军正处于关键时刻，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愈益突出，是以民族性牺牲时代性，还是以时代性扬弃民族性？只能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