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人的三个发展阶段

      文化是全民的共同创造，社会各阶层都对文化大厦的建树有所贡献，然而，以制作和传播文化为专职的“文化人”，或曰“知识阶层”更发挥着使文化得以升华和延传的特殊作用。

      同中国文化史的进程表里相依的中国文化人，大约经历了三种发展形态，这便是——巫史阶段、士人阶段和知识分子阶段。

      一 从“巫觋”到“巫史”

      世界各地最先涌现的专职文化人，几乎都是宗教职业者，如埃及的祭司、印度的比丘即属此类。在中国，三代以前的传说时代，原始宗教孕育出中国文化人的前身——巫觋。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对自然和社会的曲折反映，并与人们的终极关怀密切相连。而蒙昧及野蛮时代产生的原始宗教，在人与自然间起协调作用，在本能与文化间起联络作用，在人的精神需要中起主观自足作用，故原始宗教曾经是原始时代的主流文化。

      原始宗教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一些以谋求控制自然力为目标的仪式，这便是巫术。巫术有祈求式、比拟式、接触式、诅咒式、录符式、占卜式等。从事巫术和主持祭祀起初并无专门人选，往往由氏族首领临时担任。以后渐渐出现职业祭司和巫师，他们自称可以通神，上达民意，下传神旨，预卜吉凶，治病救人。《尚书·周书·吕刑》载有上帝“命重黎绝天地通”的故事，《国语·楚语》对这一故事的含义作了解释：颛顼时，九黎乱德，人人通神，“民神同往”，颛顼命令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这样，天与地、神与民便截然分开，即所谓“绝天地通”，于是民众不再直接与天神交通，王也不兼司神职，而由巫专门负责沟通天地人神。这种宗教职业者，“在男曰觋，在女曰巫”①，他们既以非理性的迷信为务，又是初民文化（音乐舞蹈、天文历法、医药学）的保存者，其职司大略有五：祝史、预卜、医、占梦、舞雩，从而成为知识分子的前驱。

      金属品的使用和文字的发展，使人类超越采集现成天然产物为主的蒙昧时代（旧石器时代）和学会经营农业与畜牧业的野蛮时代（新石器时代），迈入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文明时代（青铜及铁器时代）。东亚大陆文明初兴大约发生在距今四千年的夏朝，而距今三千六百至三千年的商朝则正式跨入文明门槛，尤其是公元前十三世纪商王盘庚迁殷，结束了以往“不常厥邑”的迁徙游牧生活。殷都遗留下的城市基址、带字甲骨和大量青铜器，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早期文化社会范本。代殷而立的西周（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771年）则发展了这一早期文明。

      中华先民跨入文明门槛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也即商代和西周，文化由国家也即王室控制，这便是所谓的“学在官府”，典籍文献以及天文历法、医药学、历史、预卜学等专门知识均藏于王室，由巫、史、祝、卜等专门文化官员世袭掌管，秘不示众，外人无法染指。

      巫在甲骨文中写成，为两“Ⅰ”相交。“Ⅰ”就是矩，即古代科技工作者常用的测量工具，《周髀算经》说：“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又说“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使用矩的巫，就是知天知地的智者圣者，是当时的职业文化匠师。如殷商名医巫咸便是一位大巫，传说他发明占筮，其“筮法”奠定了易占的基础。

      史，商代始设，原为驻守在外的武官，后来成为王左右掌管祭祀和记事的官员。周公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②，殷人的典册便出自史的手笔。商代的史有多种名称，甲骨文作“大史”、“小史”、“西史”、“东史”、“作册”。西周的史有“太史”、“内史”、“左史”、“右史”之别，太史掌管起草文书，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史与巫往往一身二任，故后世并称“巫史”。史常在王左右，除记录外，也可发表意见，提供建议。总之，史的职守是“掌官书以赞治”③，是典型的文化官员。

      祝，商周两代王室都有祝人，负责祭礼时致告鬼神之词，所谓“祝，祭主赞词者”④。甲骨卜辞中多有关于祝人活动于商王之左右的记载。《周礼·春官》有“大祝”、“小祝”的官职，说明周代仍有祝官。

      卜为专掌占卜的官员。占卜最早见于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占卜已较普遍，而商代则是占卜的极盛时期。商王及贵族无日不卜，诸如祭祀、年成、征伐、天气、祸福、田狩、疾病、生育，无事不卜。占卜活动由卜官主持，甲骨文中称其为“卜”或“贞人”。贞卜不仅是预测学专家，而且是甲骨文的缮写者和推广应用者。

      巫、史、祝、卜是第一批较正式的文化人，他们从事卜筮、祭祀、书史、星历、教育、医药等多种文化活动，并参与政治。我们可以从甲骨文、金文和各种先秦典籍中见到他们席不暇暖的忙碌身影。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早期发展有着特殊贡献。

      二 “士”的崛起

      殷商西周是官学时代，文化教育与平民无缘，即所谓“礼之专及”。这种“学在官府”的文化政策，与同时实行的“土地国有”和“宗法制度”相互为用，掌握天下土地，身为天下“大宗”的天子，同时也是观念世界的主持者，深居王室、公室以执掌文化的巫史是其附庸。

      时至东周，天子的权威在夷狄交侵、诸侯争霸过程中大为衰减；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推动土地国有（王有）向土地私有转化；此外，兼并战争使人才问题突现出来，各级统治者不得不在宗法制的“亲亲”之外，同时实行“贤贤”。这一切都逐步动摇着西周官学的根基。进入春秋末年，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进一步丧失和一些公室的衰落，边鄙之地的文化繁荣起来，身为夷人的郯子到礼仪之邦鲁国来大讲礼乐，使鲁人自愧不如，所以后来孔子感叹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⑤。与此同时，传统的“国学”和“乡学”有倒闭之势，文化发达的郑国甚至有人公然提出“毁乡校”之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