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西学东渐、中西会通逐渐成为近百年中国学术文化的基本特性。现代中国学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政治变革，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密不可分。无论是世纪初或世纪末，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的学术命运都休戚相关。可以说，现代化的历程就是知识分子启蒙的艰难历程和学术思想变革的痛苦历程，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逐渐成熟并具备全球眼光的过程。 反思百年学术思想变革，检视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历程中的痛苦转型的心路历程，是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学界不可回避的课题。甚至这种反思和检视的深度关切到问题解决的深度和精神自觉的程度。这不是几篇文章或几部著作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学术界共同反思而达到共识的。在此，我仅将自己近年所思的几个问题，作为引玉之砖，求教于学术界。 一、本土化与全球化问题 回首世纪风云，可以看到，中国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始终是被西方拖着走的，这一现象集中体现在每十年就出现一大变上。这与三千年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种频繁的社会政治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巨变中，本土化与全球化（西化）形成强大的张力，知识分子的命运成为社会发展的尺度： 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为中国从传统到现代化的开端，知识与权力开始分化，启蒙意识抬头。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君主立宪运动，是知识分子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演出的话剧；1900年，义和团扶清灭洋，这一颇具有世纪开端象征意味的“选择”，使知识分子面临“土”与“洋”的空前尴尬的二难选择；1911年，孙中山建立民国，知识分子在自由的氛围中展望“共和”远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使知识分子担当起旧世界埋葬者和新世界开创者的思想启蒙的使命，并在传统与现代这一“鱼与熊掌”的艰难的选择中，爆发了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的世纪之争；20年代末，国民党的统一和内战的爆发，使知识分子处于国家前途的焦虑和个体命运的沉浮之中；1938年以后，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知识分子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由城市到乡村的大迁徙，使其在两种制度中感受到灵魂的洗礼和文化观念的冲突；1949年，共和国建立，知识分子开始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乐观心态和赶超英美的雄心壮志，尔后，一切生存方式和言论方式都纳入意识形态的熔炉重新塑形；50年代后期的反右运动与大跃进，又使知识分子在曲折的心路历程中行进“原罪”体认；文革期间，知识分子从造神崇拜走向怀疑反思，从历史盲点走向反思历史；1979年，知识分子开始了对真理与实践的思索，发生了思想解放的呐喊，进入了对“文革”伤痕苦难的沉思与对知识禁果的求索时期；90年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趋势下，新时期的精神神话开始被解构，社会文化出现多元转型；从现在到1999年（世纪末），知识分子都将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的前沿问题——传统与现代、西化与民族化、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冲突，并将始终伴随着跨世纪的忧虑。 自“五四”以来，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矛盾就体现在启蒙与救国的双重性上。启蒙即以西方之文明（科学与民主）启中国之蒙昧，从而使之现代化；救国源于当时的“西方”文化强权话语给中国文化带来的颠覆性、侵略性危险，为葆有民族生存活力，知识分子被迫拒斥西方。这种接纳与拒斥的心态，使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充满世纪性苦涩：要保持民族独立必须强国，强国必须学西方，而学西方则有可能被西方权力话语所左右，因此，只能“中体西用”，以保持民族之本。这种怪圈在80年代的改革中仍然存在：要开放、强国，必须学西方，但同时，意识形态上又必须“坚持”，即学西方只限制在器物层面的学习和有保留地学习其制度，而在观念价值等文化核心层面上则又对其加以拒斥。总之，“强国”是“用”，“立国”是“本”。这或许是百年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实际国情。 然而，这种“体用二分”也使中国饱受两极波动之苦。一谈启蒙则深恐“全盘西化”而走向激进主义，一惊恐“文化殖民”，立即又倡“反和平演变”，从而反现代化而走向政治保守主义。因此，启蒙与救国、激进与保守、强国与立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多元对立，使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分外艰难，使知识分子心态分外复杂，使文化策略丧失全盘视野而日益走向功利实用。因此，如何站在世界文化语境中以世界性的眼光看中国的现代化，反思中国学术思想的当代价值，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迫切任务。 二、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 “五四”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具激进主义色彩，这是一个狂飚突进，思想家风采耀人的时代。九十年代，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激进”时代后，在经济大潮中，逐渐出现了一种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现的“国学热”现象。这一重要的学术转型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 “五四”知识群在学术与精神价值层面的差异，使其分化为三大派，即文化自由主义、文化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前二者关系紧密，所以有时统称为激进主义。文化自由主义全盘否定传统，全面肯定西方文明，在这种非此即彼的心态中却又生出文化改良主义情绪；文化激进主义同样全盘反传统，但对西方现代文明持批判和保留态度，其文化批判和文化怀疑精神中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性，其文化批判往往以“文化革命”的方式表现出来，以期在文化废墟上以“革命”的方式建立不同于既往的新文化秩序；文化保守主义在文化思想的激烈论战中，坚持肯定传统文化人文精神，承接原始儒家尤其是宋明儒学的心性学说，保持不激不历、相对稳定的文化定位和理论取向，强调在西风渐炽和传统式微处境中弘扬国故，返本开新。这一取向在港台为“现代新儒家”，在大陆为“国学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