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使用“生态文化”概念的人越来越多。从使用的情况看，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可以说差异很大。为了弄清究竟什么是生态文化，本文拟从文化类型、文化发展阶段和文化模式三个不同角度对生态文化概念予以专门的论述和阐释。 一、前所未有的文化类型 纵观人类文化发展史，文化同人与自然关系相伴而生，并肩同行。当人类社会发展产生新的人与自然关系时，文化就相应地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果我们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尺度考察人类文化史，那么人类文化可以划分为历时态的三种类型：(1)自然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原始文化”；(2)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人本文化”；(3)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思想为核心的“生态文化”。这三种类型的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是依次出现和规律性展开的。 原始文化起于人猿揖别。早期的原始人作用于自然的本质力量极其有限，更多的是服从于生物学规律，所以原始文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严格地说，它只是一种人的本质力量屈从于自然力量的“准文化”。当时，生活资源的匮乏、气候的无常、疾病的袭击、野兽的侵扰等，致使先民处于十分艰苦的境地。这时的自然界以其恶劣的环境迫使其“幼子”不得不以它为中心形成自己的文化。虽然生态平衡的破坏极其微小，但原始人崇敬自然界威力，对之顶礼膜拜的行为和观念充分体现了绝对依附于自然的自然中心主义的文化特征。 人本文化起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开始由依附自然到积极地干预自然，由取食于自然界现成的东西到有目的地生产自己所需要的食物。人类对自然的这种主动干预，使原始时代人与自然的冲突逐渐转变为农业社会的生态适应。但是，这种生态适应并不是真正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而是从缓解人与自然的原始冲突开始，逐渐又酿成了人本文化的新冲突。这样的文化，与其说它是一个由原始文化向人本文化过渡的中间状态，倒不如说它是起始阶段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化更准确，只不过是由于农业生产活动的种种特点迫使人类中心主义必须“谨慎表现”而已，所以才呈现出生态适应。工业文明兴起以后，人类改造自然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干预自然的力量大大增强，于是，业已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急剧膨胀。尽管环境污染问题在工业化国家中已初见端倪，可是人们仍醉心于做大自然的主宰者。人类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盲目地“向大自然宣战”，人与自然的激烈冲突导致了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和报复。应该说，这是人本文化的典型表现和必然结果。 生态文化起于生态意识的觉醒。现代生态学证明，人类只不过是复杂的自然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虽然拥有无与伦比的能动性，但是不可能超脱自然生态关系的制约。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生态科学的带动下，在生态环境现实问题的促使下，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特征的生态文化开始逐渐形成。在此之前，人类文化无非是两种类型：一是自然中心主义的原始文化；二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本文化。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文化是前所未有的文化类型。它起于现代，属于未来。 二、文化发展的崭新阶段 从前述的三种文化类型的依次展开可以看出，人类文化仿佛是沿着“Z”字的构型发展的，起始于人与自然的原始冲突，经过两次折返，即两次“文化转向”，最后达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第一次折返，是由原始文化转向人本文化；第二次折返，是由人本文化转向生态文化。这两次文化发展方向上的折返，使人类文化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通常，人们把迄今止的文化称为传统文化，把起于现代的文化称为现代文化。我认为，原始时代的“准文化”也应属于文化范畴。按照这样的理解，整个文化发展应划分为三个阶段：(1)原始文化阶段；(2)传统文化阶段；(3)现代文化阶段。现代文化阶段已经转向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可以叫做“生态文化阶段”。我们说生态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崭新阶段，正是从文化发展方向的改变这个意义上讲的。 生态文化的创建与人的本质力量的提高有直接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人作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主体，具有强烈追求自身和自身需要的本质力量；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具有“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马克思语）。在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过程中，前者追求人文化，后者追求自然化。这两种追求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它们的统一性，首先表现在它们不能单独存在。如果设想人不追求自己的对象，那就等于说人类可以脱离自然而生活；如果设想人不追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那就等于说人类没有存在的必要。其次，从人的本性来说，这两种追求不仅同时存在，而且可以和谐共存，协调一致地发挥作用。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正是由于这两种追求的同时存在，从而使文化的发展具有了“双行道”的特点。所谓双行道，一条是与满足人类物质享受、精神享受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可能性相联系的人文进化趋向；另一条是与满足自然生态关系需要和自然进化需要可能性相联系的自然进化趋向。很显然，人类文化应当是在“双行道”上实现两种趋向的协调发展。可是，在生态文化形成以前，人类文化还从来没达到这样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