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反犹主义在西方历史上是一种有普遍性特征的历史文化现象。西方反犹主义的发生最初导源于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神学冲突，随着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基督教的神学观念逐渐演化为西方社会的文化观念，“犹太人”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综合情境中则被赋予了“恶”的文化品性和身份特征，反犹也往往成了某些西方人的不自觉的思想定势。同时，西方反犹主义的形成还与欧洲传统的种族主义思想相关。特别是犹太人超越性的现实行为以及与西方人的经济联系、经济冲突，更是导致西方反犹主义的世俗性、行为性契因，这种契因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更为直接和更有根本意义。 有人说，在西方只要有犹太人的地方，就有反犹主义。伴随着犹太人对西方世界的进入，形形色色的反犹主义几乎从未间断过，以至反犹主义不仅成为西方犹太人历史上的一种恒定性的生存压力，也成为西方历史上一种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历史一文化现象。西方反犹主义的发生、演变及其膨胀，显然不是偶然的和自发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机理。 反犹主义(anti-Semitism)是一个现代词汇，一般认为是由德国现代作家威廉·马尔(Wilhelem Marr)首创，但历史上具有“反犹”性质的现象完全可以追溯到希伯来人的埃及时代，今天人们所说的反犹主要是指犹太人进入流散时期(The dispersion Period)特别是基督教兴起后所遭受的各种排斥和敌视。犹太人何以要历史性地承受外部世界的“矢石交攻”，早在希伯来《圣经》的一些篇章中就已进行了一定的探究，当然这种探究主要是神学意义上的。在《圣经》的论述中，犹太人的一切现世苦难（无论是来自外族还是来自本族或者来自自然界），其最终根源往往都被归纳为犹太人自身的罪责——犹太人对上帝的各种悖逆，由此上帝将诸种苦难加罚给犹太人。摩西在《申命记》中曾告诫以色列众人说：“你当记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①《诗篇》在追念了上帝的古昔之恩后，又向上帝陈述了“己身今时之苦”：“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作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②在《圣经》中，犹太人受外族所辱以及其它磨难，无疑都被解释为上帝的惩罚，因而犹太人的识罪意识和赎罪意识成了贯通《圣经》的一种重要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在《圣经》中被一贯地保持着，而且在《圣经》后的犹太生活中也得到了持续的延展，事实上，后世的犹太人常常都是以这种识罪、赎罪意识去解释、消减和对抗他们在现世生活中的苦难经验的。但犹太人为上帝受难的解释终究是一种神学信仰的解释，在现实与理性面前，特别在犹太人负罪受难的日子一再延宕、不知何时为完满终期的时候，犹太人自然会对《圣经》的这种神学解释发生疑问。其实这种疑问在《圣经》文本中就曾多次出现，犹太先祖曾向上帝诉道：“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主啊，求你睡醒，为何尽睡呢？”③《圣经》中诸如此类的抱怨在后世的某些犹太人中甚至发展为对上帝的谴责，抑或最终导致了他们对上帝观念的彻底背弃。但同时，犹太人在西方世界所遭致的各种排挤和敌视，又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隐含着深刻的宗教文化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犹太人的受难及西方排犹主义的兴起又确实与“上帝”观念（相关的神学传统及神学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 反犹主义在历史上以种种不同形式出现，并掀起了几次有代表性的高潮。罗马帝国的反犹以相当典型的武力强暴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业已蕴涵了特定的神学信仰因素。一方面，在犹太人看来，罗马统治者对犹太人宗教信仰的蔑视是对犹太人的最大侮辱，为此在犹太人的心中埋下了对罗马统治者极端愤恨的种子，犹太人也表现出为捍卫宗教信仰而宁死不屈的精神；另一方面，在罗马统治者看来，他们无需尊重犹太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特殊习惯，因而在犹太人因其反对偶像崇拜的神学思想而拒绝参与对罗马之像的崇拜时，犹太人便被视为缺乏应有的爱国心，遭致屠戮是其咎由自取。虽然罗马统治当局因其政治需要曾一度对与犹太人的紧张关系进行了某些调适，但犹太人的反抗及罗马人的武力镇压无疑构成了罗马帝国统治下犹太人历史的基本旋律。在罗马帝国的反犹主义中，宗教神学因素的引入主要表现在罗马统治者对犹太教的玷污及犹太人对其宗教的捍卫上，这与后世反犹主义中不同宗教信仰间的对立有着明显的不同。 基督教兴起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宗教歧视和宗教迫害成为反犹主义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在中世纪，剥夺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权利、强迫犹太人改宗是欧洲反犹主义者的重要目标。在强迫犹太人改宗的运动中，众多犹太人因不愿受洗而被杀；而那些在“死或者改宗”的抉择面前违心改了宗的犹太人中，也曾有数千人因被视作异端分子而受到异端裁判所的严厉制裁，有的被活活烧死。在十二、十三世纪，伴随着残酷的宗教迫害和尖锐的宗教对立，还在西方基督教世界衍发了一系列反犹太的谣传，谣传不仅为反犹主义制造了新的“理论根据”，其本身也成为反犹主义的一种恶毒而有效的工具，象“犹太人喜欢在逾越节期间宰杀基督儿童作献祭牺牲”之类显然又在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宗教迫害中加进了某种“公义”和“道德”的世俗性情感理由。1321年前后在欧洲还流传着这样一个十分普遍的说法，即犹太人收买和唆使了众多麻疯病患者将病毒投入水井，从而导致了麻疯病在欧洲的蔓延。1348年欧洲流行黑死病，有的地区几乎每三至四人中就有一人因此丧命，格托中的犹太人因与外界联系有限，故染疾者较少，但犹太人的这一幸运又恰恰导致了他们的不幸，因为人们很快便制造和相信了这一谣传：犹太人是带来黑死病的罪魁祸首。接下来便发生了新一轮肆无忌惮的反犹。与“谣传”的反犹方式相呼应，中世纪另一种流行的反犹方法是为所有犹太人强制性地佩戴黄色标记，犹太人无论到哪里，都必须戴着这一耻辱性的象征。诸如此类的反犹表现将中世纪推向了反犹主义历史上的一个黑暗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