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上溯一百年，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清帝国，怎么也无法维系其天朝上国的封闭文化格局。西方文化如决堤的潮水，席卷朝野。“中体西用”说的流行，说明传统的现代转型及对西方文化的选择性认可。此后，百年来学术界很喜欢用挑战(chal-lenge)和回应(response)这两个词说明中西文化交流的概况。事实上，百年学术也就是以对中西文化，连带对中印文化的比较、选择，及由此而做的趋同假设与实践，作为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 西方不少社会学家认为，价值观念或规范是创造一个现代化社会、经济与政治体系的先决条件。这实际上就是说，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根本上取决于心理的、文化的以及学术上的超前发展。韦伯索性把现代化称之为理性化的过程。这种理性化的内涵极其丰富，也不全然正确，但无疑包括了对古今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的理性分析、比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传统和异端给予淘沙取金式的扬弃和选择。事实上，自有外来文化传入中国，远溯汉代的佛教，近追明季之西学，学术界早已在比较中选择、吸收，并促进它们与传统的融合了。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便有“格义”之说，近代思想启蒙则有“师夷长技”之论，这些实际上都是在比较中对外来文化的选择。鸦片战争之后，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以此为枕中鸿秘。甲午丧师，更使忧国忧民之士参照西法进行维新。于是，包括政教制度、宗教、哲学等在内的西方文明，和科学技术裹挟在一起奔涌而至。其来势之凶猛，振幅之广大，远非昔日佛教东传可比，几乎涉及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传统的根基因之而动摇，也在陷落，创深痛巨的中国人不能不开始思索中国文化的弱点，由衷地感到传统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了。于是以夷为师，“尽变西法”，以变应变而图存救亡，汇成了顺应历史发展的新思潮。另一方面，一些固步自封的道学先生，仍然沉浸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圣经贤传以及文化中心自居的心理定势之中，他们对当时“名教奇变”的文化交融，缺乏应有的心理承受能力，总想重振日趋没落的纲常名教而拒斥新思潮的输入。如此，“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张之洞《劝学篇》）。可见，对于奔涌而来的西方文化，初起时或者因其船坚炮利而不加选择地汲取；或因其有损名教而全面拒斥。直到戊戌变法的那一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口号，把“中体西用”的观念系统化为一种学术思想，作为对西方文明挑战的理性回应。这一口号，当时之所以“举国以为至言”，一则因其以新旧中西文化要素折衷调和的方式，缓和了矛盾双方的冲突：二则更因其主张认真比较中西新旧之学，不仅要取西艺、西器“以补吾阙”，而且要择西政、西学“以起吾疾”。这种“新旧兼学”、“政艺兼学”的学术指导思想，既肯定了在器物、技艺层面上学习西方的必要性，也指明了在人文制度方面对西方的选择可能性。说简单一点，他主张的是走中西文化会通的道路。中国百年学术大体上是循着这一路向，因革损益而前进的。无论是上个世纪末的戊戌变法、本世纪初的辛亥革命，还是新文化运动、新儒家在海外的崛起，包括至今作为全党全国人民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在比较中、西、印文化优劣得失的基础上，有所选择，也有所扬弃，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所作的趋同假设，并在政治、学术领域中进行实践的尝试。 百年来，中国几乎有半个多世纪都是在动乱中度过的。但社会的动乱、王朝的更替，使曾经万古不刊、定于一尊的经学也从吓人的高度上跌落下来。特别是在本世纪的头一年，废而复起的科举制被明诏禁罢，这一以四书、五经为核心内容的八股取士之制一旦被废止，自汉以来“独尊儒术”，以经学宰制天下大一统的学术格局也就冰消瓦解了。学者们无论是对新旧中西，还是经子道释，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做各自的比较和阐释。于是，学术界又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 纵观百年学术，不仅有新旧中西的比较和论战，同时还有经学和子学、今文和古文、科学和玄学、文言和白话的比较和争论。另外在佛教文化领域也有新旧唯识之争、典籍真伪之辨，以及发生在30年代前期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唯物辨证法论战。包括洋务派在内的维新派，以及国粹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本位文化派、全盘西化派或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派，还有马克思主义者和当代新儒家，分别以自己的价值系统对不同文化予以比较和选择。大而言之，百年学术集中表现为对经子、中西、中印文化的反复比较，尤其是从不同角度对中西文化所做的多维比较，而且就如何重建中国文化未来提出了趋同的假设，并予以实践。由于他们所做的趋同假设立足点不同，据此可判析为东方文化中心趋同、欧洲文化中心趋同，以及本位文化趋同三种。 一、东方文化中心趋同的比较与选择 系统介绍、传播西方文化，并以之付诸政治实践的首推东方文化派代表梁启超。20年代初，又是他传来了欧洲文明危机的信息，明显向传统倾斜，欲重振中国传统于学术界。有人说梁氏对于当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文化方向，有导其先路、确定方位的功绩，足见其会通中西的学术实践功不可没。 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梁启超显然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19世纪末，新思潮之输入汹涌奔泻，梁氏对西方各种学说的吸纳，采取的是“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的“梁启超式的输入”。他以进化论为其“善变应天”变易哲学的西方知音，利用可知的一切自然科学成果作为其维新变法的科学根据，欲在那“学问饥荒”的环境中，构建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新学问。此时可以说他是立足于传统，面向西方的。20世纪以来，梁启超则从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性认识中，大踏步地向传统回归了。 基于面向西方的立场，梁氏原本希望在欧游中“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但欧游中的切身体会，又使他修正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念。他首先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而对中国前此以往效法西方的观念进行了系统的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