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是中国输入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最为猛烈的一个时期。体育竞技的广为人知，流行音乐的大肆风行已经表明，非理性主义已不再仅仅是形而上的思辨，而成了一整代人真实的生活。但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输入是艰难的，它首先要受到来自传统的排斥。于是，国内曾有学者谈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就在于以儒教正统文化为主体的新旧儒学有过强的理性，这种理性又是以压抑人的自然欲望，阻止人的创造欲和竞争欲为代价的。所以，中国只有人格的萎缩，没有人格的健康；中国只有等级人，没有自由人；中国只有唯命是从的高级奴隶与低级奴隶，没有平等的、主体自觉的人；中国只有为国、为家、为他人活着的人，而没有灵魂丰满、自然而纯粹的人……，归根到底，中国人一向缺乏带有竞争欲、竞技欲、进取欲、开拓欲、外向欲、平等欲的冲突精神，而只有闭锁性、阿谀性、奴化性、屈从性、内省性、保守性的和谐精神，因此，中国人的人格根本就无以适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近现代生存观念与生存方式。更有论者将中国的文化归纳为以儒道为主体的文化，并命名为“逍遥式”文化，而将以基督教精神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命名为“拯救式”文化。进而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类似奥林匹克那样的竞技盛会是中国文化不尚冲突的固有特性所决定。理性主义的过强，不仅使中国失去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及时转变，也使得非理性主义在中国成了“濒危物种”，严重窒息了中国文化的内在活力，阻滞了中国社会的必然进化，使具有传统文化品格的中国人在精神与肉体上皆出现了人为的扭曲、变态、弱化、乃至退化现象。这种论点，一度，也许仍在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许多堂而皇之的“新思想”背后，常常隐藏着它内在的片面乃至虚假的一面。 诚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以儒教文化为官方文化的中国，理性主义的力量通常不仅是以文化的方式渗透到整个中国社会中的，它还常常以一种强权的形式出现。就统一中国、构建中国文化历史功绩而言，当首推秦始皇嬴政，但也决不可忽视汉武帝刘彻的作用。因为秦始皇仅是将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合并为只有一个政治模式的中国，而汉武帝的贡献则在于他扬弃了秦始皇的法家治国的传统，又终止了与战国时代争战不绝现象关系密切的“百家争鸣”式的思想大解放，而独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旗帜，并为日后形成绵延中国千余年的大一统思想奠定了基础。刘彻继承了秦始皇的政权模式，并进一步在精神上统一了中国。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已经证明，大一统思想并不总是以它的负面价值发挥作用的，相反，正是这种思想，使中国社会在总体的历史沿革上保持了它的统一性，使中国文化保持了它鲜明的特质，并使此文化的影响力一度辐射到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一带，形成了至今为止仍颇有佳誉的“筷子文化圈”。“筷子文化圈”中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恰恰又是较为完整地信奉儒教文化且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不可想象，一种纯然压抑人格、扬誉保守、坚守理性、阻遏创造、不尚竞争与竞技的文化模式会使标志国家力量的经济实力得以增强，会使每一个儒教文化国度的经济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就认为，奴隶制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罪恶深重，奴隶制落后的仅是它的政治与伦理内涵，奴隶制的经济模式是极有效率的经济模式，现代社会中物对人的统治在实质上并没有超越奴隶制中人对人的统治，相反，奴隶制仍在现代社会的经济管理模式中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由此可见，儒教文化中所强调的“家天下”、“忠、孝、仁、恕”的思想与现代社会的核心——现代经济并不矛盾。 日本学者曾把儒教文化分为尚文的儒教文化与尚武的儒教文化两大类，前者以中国为典范，后者以日本为典范。他们认为儒教文化到了日本之后，与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相融合，以至形成了尚武的儒教。需要阐明且辨正的是，中国儒教也并不总是以尚文为传统的。在秦统一中国以前，中国文化的代表应该是周文王时代的《易经》文化和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哲学成就。而《易经》文化的核心思想——易，决不是指纯然的静态物质，而揭示的正是“两种宇宙势力或原理，也就是阴阳之道。……阴阳二道互相作用，产生宇宙一切现象。”（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这两种宇宙力量的变易、消长，正是凭借阴阳两道各自内在力量的发挥作用而得以实现的。其本质是一种冲突，而非永恒的和谐。诸子哲学中的兵刑诸家，则是完全以标榜冲突、战争为基本内容或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即使如儒、道、墨三家，儒道文化中的人生观、自然观、不仅充溢着放纵肉体的思想，同时也首肯人向自然索取、向自然挑战的一面，这同样是一种冲突。至于墨家，其“非攻”、“止争”是建立在武力抗衡或武力威慑的基础上的。秦统一中国后，仍把它强兵峻法的法家思想当作治国之策，结果很快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继之而起的汉，基本上延续了先秦儒家的仁政思想，尤其是到了武器，他确立了所谓的新的理性主义的治国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中国理性主义的成熟与完型。恰相反，武帝时代，汉王朝西击匈奴，南服闽越，并彻底打通了与西域诸国的商道——丝绸之路，同样是以武力完成了中华帝国的基本版图，为日后一个多民族中国的形成打下了雏型。也就是说，汉王朝的兴盛强大，并不仅仅是理性主义的胜利，而同样也是非理性主义的根本性胜利。 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是相对理性主义而言始得以成立的。理性主义使人告别了动物时代，告别了野蛮，它使得科学与技术的初萌与发展成为可能，并因此而造福于人类。但理性主义，当它从哲学的思维模式衍化为政权模式乃至人的生存模式、文化模式之后，又反过来窒息了人的原始冲动与原始创造力。所以，从基尔凯郭尔到尼采，从叔本华到雅斯贝尔斯，从海德格尔到萨特，从弗罗伊德到弗罗姆，非理性主义思潮则从肯定个体走向了赞美强力；从肯定欲望走向了认知死亡；又从追求死亡感应走向了首肯存在；在重新估价性欲的同时，又找到了性与伟人、性与人类历史进程的又一种联系。人在绕过了理性主义这个曾经是文明标志的漫长时期后，又重新回归了本能、欲望、原始性。人在膜拜完了数千年的英雄之后，又重新回味到了史前社会原始群居人的那种浑蒙的平等与自由。人们在饱尝了理性的果实之后，又厌弃了这种果实，反倒甘愿再度回到原始，以汲取似乎已被理性主义榨干了的生命冲动与生命活力。尤其是二战以后，联合国的建立，标志着地球上最高级生命——人类重新权衡、估量民族利益的能力有了空前的提高。世界五十余年来的基本和平也说明了人类控制自我、管理自我的技术日臻成熟。可以说，二战以后，理性主义仍然主导着世界范围内科学与技术的主潮流，整个人类的社会、文化、政治，都以理性主义的模式不断走向完善。同时，在文学、艺术，尤其是在风靡世界的竞技体育运动、流行音乐之中，非理性主义仍占有绝对大的比重。一切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技术与人性正在组成人类的文明，同时又重新认知了人的欲望。可见，从另一层意义来审视，西方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从来就不是绝对矛盾的、分裂的、隔阂的、对立的两种存在，而是交织的、并存的、融合的一种存在。理性赋予技术以强大的机械能量（非人工、非自然），这种能量可以产生新的理性，如医疗，也可以产生新的非理性，如武器。也就是说，技术的进步，只能使人的本能更为自由，更为丰富了而已，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模拟人的本能，同时也模拟了人的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