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周易》及诸子百家之学为代表的先秦文化，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竞相发展的局面，展现了深刻丰富的思想智慧光芒。在先秦文化中，蕴藏着对现代决策科学有积极借鉴意义的宝贵思想，对之认真做一番科学的扬弃工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现代决策管理科学相结合，这对于创造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决策管理科学，对于我们今天在决策管理中开阔思路，深入思考和分析研究问题，将大有裨益。 据笔者对先秦文化关于决策思想初涉浅尝之管见，其精华和特点，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整体系统思想。表现在《周易》的整体系统思想有三个特点：一是强调整体的包容性。《周易》的卦象是一个最大的整体结构系统。它的包容性极大，可以纳天地人间万象。《易传·系辞》中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二是强调整体定位。《周易》有阴阳定位，四象定位，八卦定位，以确立系统的井然结构与秩序。三是强调整体简易。认为如果系统太复杂，过程太分散，就很难收到统驭全局的效果，所以要求整体结构简易，以一驭万。 《周易》的整体系统思想，在诸子百家之学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儒家崇尚天人合一、天人合德，把宇宙看成是一个不可离析的整体，认为天地人间一切事象息息相关。道家的道，也是极大的整体，它无所不备，包容万物。《庄子·天地篇》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兵家所确立的道（最高目标）、天（天时）、地（地利）、将（人和）、法（制度规范）等立于不败之地的五原则，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五者缺一不可。 先秦文化的整体系统思想对现代科学决策颇有启发。决策者在形成决策的过程中，只有从整体包容性的思路去考虑分析，才能充分考虑影响决策的各个方面因素和各种主、客观条件，注意全面、系统、周密地思考和研究，从而作出符合客观实际、周延而正确的决策；只有善于从整体中产生个体定位，才能在决策中注意到各种因素和条件之间的关联、影响和制约的关系，从而准确地作出判断及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只有把握好整体的简易性，才能使决策者所作出的对策措施有较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让执行者容易理解和实施，也便于决策者检查督促，使决策得到贯彻落实。 二、依存互变的思想。《周易》由太极、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组成的卦象，是一个有机的活的整体，相互之间互相联系、制约，每一部分都有其呼应性。内部某一部分的变化会导致另一个卦的生成变化，部分的变化会影响到整体，其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变是根本的，绝对的。正如《周易·系辞》所说：“《易》之成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游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唯典要，唯变所适。” 《周易》的依存互变思想对诸子百家，特别是对道家、兵家、法家影响殊深。老子的《道德经》曰：“天下皆知美为美，斯恶己；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己。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又说：“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显然，这种依存互变思想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兵家把《周易》的依存互变思想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强调要做到知变、通变、应变、制变，展现了丰富的策变思想。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谓知变也。“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虚实篇》）此谓通变也。“后人发，行人至。”（《军事篇》）“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此谓应变也。“艰于力则借敌之力，难以诛则借敌之刃，乏于财则借敌之财，缺于物则借敌之物，鲜军将则借敌之军将，不可智谋则借敌之智谋。……”（《兵经百篇》）此谓制变也。制变为策变思想之最高境界。 法家强调赏罚分明、执法如山、制度廉明等精神。但为使“法”贯彻有效，法家又十分重视“势”。韩非子在《难势》篇说：“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抱法处势则治，背法乱势则乱。”认为能造“势”，又能驭“势”，则事活。而要造“势”、驭“势”，又得借助于“术”，即权变之木。法家的“法”、“势”、“术”，同兵家的“策变”思想，实为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依存互变的思想就是在当代，也是决策者所必须确立的。因为决策是涉及到未来的行动计划，是在预测和规划未来，而未来会出现一些难以预见的情况和因素，是千变万化的。因此，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不仅要做到知变——即事物在各种条件下的变化发展，还要做到应变——即采取措施应付各种可能的变化，和制变——即通过制造变化来驾驭变化。只有这样才能使决策立于不败之地。 三、平衡和谐思想。《周易》的卦象虽然千变万化，但变化有“常”，都是阴阳相重相叠的结果和表现，而阳尊阴卑、天尊地卑的定位则是不变的。《周易》强调整体定位，就是讲求格局、次序，也就是要平衡协调，它认为整体的平衡和谐带来生生不已的创造力。因此，《周易》的最高境界是“周游六虚（上、下、左、右、内、外），唯变所适”。它追求各种功能能分能合，使上下左右内外无所不逢其源。这充分体现了阴阳互补、内外协调、相辅相成的精神。 继《周易》之后的百家之学也十分重视整体的平衡协调关系。孔子的“扣其两端用其中”，以及无过无不及的“中庸”观，就是以调和对立，实现中和为原则的。《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就是说，只有在相对的平衡状态中，天地才能各安其所，万物才能并生共长，而不相为害。老子一方面主张对立转化，另一方面又以“和”与“常”为最高原则。所谓道是中和之道，“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要在对立 之中求和解，在动中求静。墨子也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团结，认为唯有如此，社会组织才能持久永生。更值得一提的是，荀子用具体事例，很形象、深刻地说明了唯有整体和谐、才能产生合力的道理。他说：“力不如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载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