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与“国学”之间隔着两道门：编辑匠作文先隔着一层，搞理论的讲传统文化又隔着一层。前一层我不得不破门而入了，后一层我实在不敢，只好在门外谈个一孔之见。 “国学”自有国以来就存在着，它的确使中国文化具有了不同于别国文化的特色，甚至可以说也有许多别国文化不具备的优点。令人迷惑的只有一点：在当今的中国正以市场经济的冲力奔向世界前列之时，以儒学为核心的古老的传统文化，何以被弄得热火朝天起来？ 当今之“国学”，作为“西化”的否定力量，有其积极意义，在市场大潮的一个人欲逆流中，讲点传统，确实有稳定社会、抗衡“西化”、化解负效应的作用。问题是该不该把“国学”当作中国现代化的精神支柱，当作改革开放、促进市场经济的治国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流传了几千年，真正对它进行过大型批判性评价，在近现代历史上只有两次。一次是“文革”，一次是“五四”。“文革”中的评法批儒，因其牵强附会，蛮横霸道，已臭不可闻。“五四”新文化运动，近年来也有“过激”一说。任何运动，无论对的错的、好的坏的，由于难免情绪作用，总会有某些过激或偏颇。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方向，好像否定不了。 现代新儒学有一个耸人听闻的观点：亚洲四小龙的腾飞靠的是弘扬儒学，中国要想腾飞，也要振兴儒学。说来不巧，中国经济的起飞，恰恰在“国学热”之前。当然，国学热之前也不能说中国没有儒学的传统影响，但儒学从根本上说，与现代文明不是同向、同步的。儒学中的重群体、去人欲、讲道德，虽说对现代文明的负面，如自我膨胀、人欲横流、暴力色情等有制约、消减作用；但它的“圣道”不可违、“祖法”不可变，等级森严，个性萎缩、何必曰利、盲目排外等观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难以相容的。 儒学是重视人伦道德的，但那些规范适合现今的还能有多少呢？在儒学提倡的“忠、义、孝、敬、仁、义、礼、智、勇”诸德目中，故然都有今天可以继承的思想因素，但恐怕首先还是批判，其次才是继承；批判其内容，继承其形式。对于凡有民族传统形式便盲目推崇，对于其封建内容不管不顾，实在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逆动。就拿“孝”这个与老百姓关系密切的德行来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对不能继承；披麻戴孝守坟三年也不易提倡；“父母在不远游”也没道理；“父为子纲”的家长式专制也行不通；可以继承的不过是尊敬父母这一任何伦理思想都通行的原则而已。至于“忠”这个德行，看过《三国演义》便可见其混乱：同样是不断地改换门庭，顺从新主，有的叫忠义，有的叫奸诈，难以说清。 儒学的许多至理名言，也有意义含糊的一面。就拿人人皆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来说吧，这个“万般”不能只包括农、工、商吧，也应包括官。但又说“学而优则仕”。其实读书之所以高，就高在能“仕”上。如果只有读书高，为什么教书的先生在中国就总也高不起来呢？当然，“仕”不上去的人，回头面壁读书，不妨用“唯有读书高”来自我安慰一下。我这里没有一点贬低读书的意思，只是想说明，不可把以儒学为核心的“国学”当作治国之道。 “国学”不能够也不应该抛弃，但不能够也不应该抬得那么高，炒得那么热。几千年来，我们的“国”已经大大变样了，那个“学”可以亘古不变吗？传统是不能割断的，不然社会便会失去连续性而动荡不稳；传统是必须超越的，不然社会便会失去活力而停滞不前。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不是完全等同的。民族文化除继承了传统文化形式外，还蕴有时代内容，这样才可与外来文化相沟通、相争艳、相融合。传统之所以能世世代代留传下来，自然是因为它不断地吸收当时的新内容。但传统毕竟属于过去，而不同于当代。如果认为传统就是当代，传统也就失去了渊源的意义。 当今的“国学”热，只看到大量的古籍翻版和少量的古籍研究。至于“国学”在当今的确切涵义，“国学”在诸学术当中的位置，“国学”对现实的意义，“国学”与“西学”的关系，“国学”与“东学”的关系，“国学”与马列的关系等等，则很少有人论及。把古籍整理翻印出来十分必要，这样才能使传统文化有了流传的载体。问题是，这些浩如烟海的典籍，如何使其活起来，即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和研究，才能使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得以实现。取其精华的过程，也同时是弃其糟粕的过程。如果不加分析批判地爆炒传统文化，不分良莠地复制、翻译古代典籍，只能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