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国粹主义文化流派的出现，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是一件引人注目的新事态。鸦片战争以后的大半个世纪中，先进的中国人一直是沿着向西方学习的路子，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固守传统、排拒西方文化，则是愚昧、腐朽的顽固守旧势力的基调。对于20世纪初兴起的国粹主义，却不能再简单地做如是观了。 “国粹”一词，是来自日本的外来语。起初，人们把它和“国学”一类说法混用，无严格之界说。大意无非是指中国的学问，中国的道德，中国的精神。用今天的习惯用语来概括，大体就是：中国固有文化的精华。从这种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国粹”的存在是事实，爱护它，保存它，提倡它，发扬光大它，也是中华儿女子孙万代责无旁贷的事。问题在于，处在一个中国政局危机四伏、革命风暴行将到来的年代，文化论坛上怎么会突然兴起了一股保全国学、弘扬国粹的呼喊呢？它反对的是什么，提倡的是什么？它的宗旨何在呢？ 保全国学、弘扬国粹的主张，大致是在1902到1905年间形成一种文化流派的。由于初起时国学保全的含义宽泛而含混，聚集于其旗帜下的，自然会有抱着各种不同志趣的推崇国学的人士。但是，不管个人见解如何纷纭，国粹主义作为20世纪初中国新起的一种文化流派的基本倾向，亦即它的基调，还是很鲜明的。 1905年，邓实等人在上海创办国学保存会之初①，对于其宗旨的阐释是比较平淡的，只是泛泛地说，他们是想“摅怀旧之蓄念，发潜德之幽光”，尽“读书保国”的责任。不过，既然标榜保全国学，无疑就是在宣告国学已处在被破坏的危难之中。当时国粹派人士所发表的言论中，之所以反复强调“国学即国魂”，“国粹亡则国亡”一类的论断，就是由于把当时“国学”濒临危亡的状态估计得十分严重。邓实在发起国学保存会时说得明白：“念铜驼于荆棘，扬秦灰之已死。文武之道，今夜尽矣。同仁吾为此惧，发愤保存。”国学“文武之道”何以会闹成“今夜尽矣”的局面呢？他们认为有历史的原因：从秦皇焚书，到长期的战乱和经籍的遗失伪篡；也有现实的原因：“流至今日，而汉宋家法，操此同室之戈。景教流行，夺我谭经之席。于是蟹行之书，纷填于市门。象胥之学，相哄于黉舍。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②从引文中看，提倡国学针对的重点似乎是“醉心欧风”的时风。后来邓实在回顾当初发起国学保存会的思想时，更明确地说：“欧风东渐，国学几灭，著者抱亡学亡国之惧”，所以才起而著文，以图止横流，维学风，救国家③。章太炎于1906年抵日本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说，也讲到这重意思，他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④清末西学有了较大发展这是事实，“醉心欧化”的苗头也确有显现。但是，当时这种“欧化主义”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远不是构成20世纪初中国文化危机乃至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把它看作已经成为足以导致亡学亡国亡种的洪水猛兽，不过是出自偏见的过甚之词。事实上，直至辛亥革命前，在中国国内思想领域中宗法伦理和传统文化的统治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正像有人指出的，长期沿习，使得“崇拜古人之风”遂成中国的特质：“论文章则动称八家；论哲理则动尊五子；论治法国本之大要，则尤攘臂奋舌曰：‘三代！三代！三代！’无一言不以古人为护身符，无一事不以古人为定盘针。束缚思想，拙塞灵明，而实则并无效法古人之心，自大自弃之恶习遂深根蒂固而不可拔。”⑤这种弥漫于国内思想界的崇古习气，显然是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章太炎、邓实等人，人云亦云地说些反对欧化的话，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自己长期受古老文化的熏陶，自不免与守旧人士在文化情趣上颇有一些共鸣。另一方面，他们也无非是在借此为提倡国学壮大声势。 国粹派中，研读过不少“西书”“东书”，接受了许多资产阶级的哲学和文化观念的大有人在，章太炎即其佼佼者。国粹主义的文化流派的出现，显然不是以排拒西学为主要目标。初建的国粹主义文化观，并不一般地反对西学，而是主张将国学和西学相互参验会通⑥。有人说：“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云尔。”这就是说：“国粹”与“欧化”不仅可以不相妨碍，而且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所以说，“是故国粹以精神而存，服左衽之服，无害其国粹也；欧化以物质而昌，行曾史之行，无害其欧化也。”⑦也有人更进一步解释道，提倡国学之举，“于欧学无新旧抵牾之虑。世衰道微，欧化灌注，自宜挹彼菁英，补我阙乏。……达变之士方议沟通释耶，合炉熔铸，岂犹谬袭成见，阻塞新机。”⑧不管他们对“菁英”和“阙乏”判辨得恰当与否，他们没有采取崇此薄彼、以此抑彼的那种“欧化”与“国学”不两立的态度，是无可怀疑的。以舍我其谁的心态放言“上天以国粹付予”的章太炎⑨，也常持这种开明态度，并且颇为刻苦地钻研过西学。至于有时他说，“中西学术本无通途，适有会合，亦庄周所谓射者非前期而中。”那不过是为了反对康有为等人把西学和经学穿凿傅会、牵强比附而已；如果以为章太炎这是在用国学排西学，那是误解其意了⑩。东京国学讲习会发起人所作的《国学讲习会序》，比较全面地体现了该会创始人章太炎对待中学西学的态度。序中阐述提倡国学的背景说：“道敝文丧，由来以久，而今世尤为岌岌。”以前是受到科举的障害，功名利禄、词章帖括把士人引入歧途。现今是受到新学的障害，“新学者，亦利禄之途也，而其名为高”，更富迷惑力。两相比较，科举时代昌明绝学倒还比较容易，而在“新学溃裂时代”，由于“含种种混杂之原因”，“国学必至于不兴”，所以“亡中国者必新学也”。这种关于国学所处背景的说明，运用的还是“国学亡则国亡”的逻辑。看上去这是在激烈排斥新学，可是所谓新学究竟是不是一种纯为谬误的亡国之学呢？该序文却又做了否定的回答：“夫新学果何罪？而学者不知所以为学，至以亡人国。”该文认为，新学不是无用的，而是学者用法不对：“新学则固与国学有比例为损益之用，非词章帖括之全属废料者比。”对于新学，决不能“以科举之道业之”。他们说，现时讲求国学，比科举时代复杂多了，“前之言国学者，可绝对弃置科举；而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求新识。前之业科举者，不敢排斥国学；而今之业新学者，竟敢诋国学为当废绝。”作者认为，国学之所以会发生危机，主要是在于没有把新学和国学很好地结合起来(11)。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作者回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