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发愤著书”一向被认为是审美与艺术创造（文化创造）的一种动力，然而，却很少有人再深入一层地追问这种动力的思想或心理背景。本文认为，“发愤著书”的心理渊源为中国古代士人的尚名之风。此风春秋时即已由孔子吹起，中经屈原、司马迁等人的加强，到魏晋时成为遍吹大地的时代劲风。如果从创造主体的社会地位、心理动机出发来考察中国文化，除了象鲁迅所说的“廊庙”（庙堂）与“山林”文化之外（鲁迅讲的是“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本文作者认为亦可扩大到对文化的理解），还有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其性质既不同于“庙堂文化”，也不同于“山林文化”的“求名文化”。 一 中国文化三型：庙堂、山林、求名 鲁迅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文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用现代话讲起来，就是‘在朝’和‘下野’。”①这种从创造主体的社会地位出发来考察创造成果的不同性质和倾向的方法，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如果仅将古代文学（文化）区分为“廊庙”（庙堂）与“山林”，笔者认为尚有失于笼统。至少，有一种在求名的心理动机下产生的文化，其性质是既不同于庙堂文化，又不同于山林文化的。 按鲁迅先生的解释，“帮闲文学又名蔑片文学……实在就是帮忙文学。”不管是帮忙还是帮闲，本质上都是“走进主人家中”，帮主人“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做所谓皇皇大文”。或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一句话，庙堂文学（文化）的创造主体，是以“主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和走狗的身份来进行创造的。他们虽然是文化创造的主体，但他们的创造却又实在无主体性可言。 与此相反，山林文化的创造主体（山隐或朝隐之士），或不愿或不能为“主人”帮忙或帮闲，他们的创作“洸洋自恣以适己”②、“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③，呈现出强烈的遁世独立式的主体性。 无主体性可言的庙堂文化与主体性强烈的山林文化形成两大对立的阵营，这是与“士”在人生道路上的“达”与“穷”相关的。“达”士走进了“主人”家中，身不由己，“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穷”士或一开始就被“主人”拒之门外，或不合“主人”的意而被赶出大门，他们满腔怨愤，无处排泄，而他们自觉恪守的纲常道德又不允许他们对“主人”在行为上有所不恭，于是他们只好寻求心理置换。在中国古代，这种心理置换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退隐。投身于山林自然，在如梦的酡醉中构筑虚幻的桃源仙境，使愤懑的心理渐趋平静，在平淡静穆中玩索日趋抽象的自我。一代又一代隐士的世外清唱，聚成了足以与庙堂文化分庭抗礼的山林文化之库仯另一条就是“发愤著书”。一部分失意之士虽已仕途无望，理想成空，但由于受他们所接受的传统，所崇奉的信念以及个人禀性等因素的支配，他们又不甘心就此罢休，如老庄一样遁迹山林。“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④在孔子自己的思想中，本来就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⑤，“道不行，乘桴浮于海”⑥的可仕可隐的权变之术，但他的行动没有给他的这种思想提供证明。他一生栖栖皇皇，虽有道而不为世用，虽奔忙却四处见醉，然而他终究没有“乘桴浮于海”，最后虽然发出了“弗乎弗乎”的哀叹儸却又因史记而作《春秋》儸虽然已预见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⑦但毕竟还是欲“自见于后世”的思想占了上风，在“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的担忧中，终于在垂暮之年“笔则笔，削则削”⑧了。 这种为求身后之名而发愤著书的思想，到了司马迁那里，空前地明确起来。司马迁之前，屈原也曾如此感叹过：“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⑨然而，屈原虽然在被逐时创作了《离骚》、《天问》、《招魂》、《九章》、《九歌》等千克传颂的名篇，但却没有有意识地将这种创作视为留名后世、人生不朽的方式，只是耿耿不忘那象征着国家的君王，怎么也放不下执著的政治理想，两条心理置换的道路（归隐、愤书）他都不能走，于是只好带着满腔郁愤怀石自沉汨罗以死。司马迁47岁时以李陵事下狱，受了被认为是奇耻大辱的“腐刑”，这打击是够大的了，然而他忍辱含垢，“就极刑而无愠色”，就是为了完成“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⑩即从个人角度来考虑可以使自己名留后世的史学巨著《史记》的创作。 对中国文化史略作检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文化遗产都是古人的发愤之作。《周易》、《春秋》、《国语》、《史记》、《焚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这些发愤之作既不同于庙堂文化的“帮忙”或“帮闲”，也不同于山林文化纯粹的娱情悦性，它是“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11)。也就是要把自己的忧伤、愤慨、喜爱、憎恶……通过文辞表达出来，让后世了解，并企望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名扬不朽。 为求名而发愤著书，在司马迁这类人那里确实是因为人生道路上碰到了障碍，“意有所郁结”。而在曹丕等帝王将相那里，则纯粹是为了追求名声的不朽：“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12)这种藉“文章”而传名的思想，与魏晋时代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密切相关（后详），自此之后，许多封建帝王直接参加到文化（狭义）创造者的行列中来。由于这些封建帝王本身影响力很大，他们的参与，对封建文化的创造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二 意有郁结 不平则鸣 司马迁因同情李陵而触怒了汉武帝，犯了“诬上”的死罪。按旧例，有两条途径可以免死：一是以钱赎罪，二是受“腐刑”。以钱赎罪，当时需50万钱，这是一般“中人之家”五家的家产，司马迁既得不到朋友的帮助，自己又官小家贫，哪能交出这样一笔巨款！因此，摆在他面前的实际上只有这样两条道路：要么“伏法受诛”，要么甘受“腐刑”。作为一个儒士，司马迁本来是可以慷慨就死的。因为封建社会的“士”特别注重“士节”：“刑不上大夫”、“士可杀不可侮”、“杀身以成仁”(13)。然而，司马迁终究没有就死，而是忍辱领受“最下”、“极矣”的“腐刑”（用阉割以破坏人的生殖机能），是因为他有一套与“以死全节”的思想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