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创刊以来已有40年。创办《历史研究》的前辈有几位已经过世。《历史研究》本身也已有一段历史。 《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革”开始时《历史研究》停刊了。后来据说是毛主席说这个杂志应该再出，所以复刊了。但给“四人帮”手下的人占了几年。可能因为稿源很困难，他们也不大有兴趣办。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我看是个机会，就跟当时受周恩来总理委托联系文教工作的刘西尧同志商量，是不是能由学部接过来？刘西尧同志同意，所以学部就拿过来了。谁来办呢？黎澍同志慨然表示：“我来办！”但他接手不久就碰上“反击右倾翻案风”，黎澍和其他参加编辑的同志在这期间吃了一些苦头。黎澍同志已经过世。他当时敢于顶风头办《历史研究》，精神是极可钦佩的。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介绍一篇最近读到的文章。这篇文章与历史学界也有关系，是1994年第6期《哲学研究》发表的《国粹·复古·文化》，作者署名“罗卜”，是哲学所的同志。我是从《新华文摘》第八期中才看到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讲了一个问题，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它针对现在流行的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的一种说法进行讨论。这种说法认为，西方文化是“主客二分”，中国文化是“天人合一”。西方由于主客二分，所以科技发展，但又因此造成现代的文化危机。而中国讲“天人合一”，十分和谐美妙，虽然造成科技落后的缺点，但可以弥补现代西方文化之不足，西方的文化危机要靠东方的“天人合一”来拯救。罗卜的文章认为，所谓西方文化是“主客二分”，中国文化是“主客混沌”或“天人合一”的说法是一种任意的虚构。他的论证不见得周密完全，但我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他说，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从“国学”中可以找到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一边，那么未免太迂腐了。一些人从先秦的神秘主义中寻找理解当代文明的钥匙，一些人宣扬中国需要孔夫子、董仲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哲学新体系，正是利用了这种迂腐的文化改造观。他认为不排除有人企图用“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屏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他的话可能有过分之处、不妥之处，但总的论点我赞成。我以为这是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今天都应该注意的问题。 当前，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的确很重要。罗卜同志的文章说，以往曾有过打着“马列”旗号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极左思潮，对民族精神文化造成难以平复的创伤。我以为，应当以仔细的分析和鉴别来代替全盘否定，这样才能真正按照民族进步的方向继承和发扬以往的传统。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精华与糟粕并不是截然分开、泾渭分明。在明显是精华与明显是糟粕（这些都只是极少数）的两端之间，有以不同程度掺杂着精华与糟粕的大量的事物。用现代人的眼光，科学地进行分析、鉴别、采择、消化，是我们的任务。全盘否定和囫囵吞枣，都为我们所不取。 一方面，我们今天要向世界开放，充分地大胆地吸取西方有用的东西，但我们不能全盘西化，不能忘记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另一方面，要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很好地利用文化传统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开拓中国新文化；但决不能把腐朽当作神奇，决不要把糟粕当作应当继承发扬的国粹，以为凭借这些东西就可以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前途问题，甚至可以解决世界文化的前途问题。 罗卜同志的文章有一个副标题，叫《评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来势多大，我不敢说，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是要通过历史传统来发扬爱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我们决不能搞复古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