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来，传统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们议论的话题。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下，出现了关于“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诸多看法。其中有一种流行说法，叫做“传统断裂”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主义”，“切断”了民族文化的传统；因此，世纪之交的中国面临着“跨越五四文化断裂带”的任务。这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需要从哲学层次上回答的问题：怎样认识和把握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主流？民族的文化传统能否因为一次文化革新运动而发生“断裂”？民族传统是“贯通古今而不变”的东西，还是不断发展的？等等。 本文拟对这些关系到民族文化发展方向的问题作些初步分析，以期引起更深入的议论。 传统以否定性为媒介 某些以非难“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时尚的论者，将“五四”和十年“文革”混为一谈，指责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对中国过去的传统主流”持“激进的拒斥”态度，这种“激烈的反传统主义”造成了“延续至今”的民族文化和传统的“断裂”。 这种指责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于辛亥革命以后悲观情绪笼罩思想界、复古尊孔反动思潮十分猖獗的年代。称帝前的袁世凯就已提倡祭天祭孔，并通令全国“尊孔读经”。社会上出现了以前清遗老为主要成员的“孔道会”、“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的组织，利用人们对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民主共和、自由平等观念，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提倡以“孔教”为“国教”。这是一股与袁世凯、张勋复辟活动相配合、相适应的主张开历史倒车的反动逆流。以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锋芒首先就是直指这股在当时很猖獗的复古倒退的反动思潮的。 可是，照上述非难“五四”的论者的逻辑，“五四”先驱对当时成为社会变革严重障碍的、扼杀民族生机的思想牢笼的冲击，不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主流的发扬，反倒成了“反传统主义”，这岂不等于说，“五四”先驱锋芒所向的复古倒退思潮才是“中国过去的传统主流”吗？这样一种逻辑又是哪一家哪一派的传统呢？ 十年前，蔡尚思先生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分为二的，中国文化的传统，不只是一个，而是有两个”，一为优良传统，二为非优良的传统。“有人把‘传统’和‘优良’等同起来，以为一切传统都是优良的，未免太荒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第44页）我想，当我们在谈论民族传统时，取这种具体分析的态度，是最起码的要求。 几千年来的中华文明史上，有专制主义的传统，也有反专制主义的传统；每逢历史转折关头，都有革新进步倾向和复古倒退倾向的较量。究竟何者为中国传统的主流呢？ 退一步说，就算“五四”对“孔家店”和封建时代的“圣人”孔子的讨伐是“反传统主义”的，那么这种“反传统”也绝不是“五四”时期才开始的。自从儒学产生以来的两千多年，从各种不同立场对儒学的批判就从未中断过，以致在汉代统治者以强制的方式把儒学定为一尊以后的一个时期，抵不过道、释、玄学的攻击而一度走向衰落。现在要问：“这种反儒学传统的倾向是中国的传统还是外来的传统呢、按照李泽厚先生十年前的说法，”有意思的是，激烈批判传统的精神恰恰又是中国人的传统“。（同上书，第246页）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共同体，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文化上，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的传统；不同的民族有不同民族的传统；在同一民族中还有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的传统；在学术和艺术上不同流派也各有自己的传统（如儒学的传统、道家道教的传统、佛教的传统，艺术上有京派和海派等 ）。在确定何者为传统的主流时，至少应解决以下三个方法论上的问题。 其一，在时间性的坐标上，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中国封建社会许多王朝往往厚古薄今，以”稽古右文“为荣，以尊孔复古、陈陈相因为“正统”。受这种陈腐观念的影响，一些人把民族文化传统简单地归结为“过去的东西”，或古代的东西，把近现代文化变革形成的新文化因素排除于民族传统之外。上述非难”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张，显然属于这种厚古薄今的立场。 其实，自80年代中期兴起“文化热”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否定了这种将文化传统凝固化的观点。例如，有的学者指出，文化传统仅仅是那些对现代人仍然产生影响力和支配力的内容的总和；现代人们的活动，虽然受着既有文化和传统的支配，但决不是简单复制已有的东西，相反，它是指向未来的一种创造，其根本点在于反省我们文化和传统中所没有的东西，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文化传统形态。因此，所谓文化传统，是受未来规定的，它的本质便是真正的现在。（参见李河：《文化研究的对象、历史和方法》，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6期） 文化传统体现着文化发展中的累积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人的个体生命是暂短的，但文化的发展并不因为个体的消亡而中断，每一代人的文化创造也不必从零开始，这应归功于传统。传统作为世代相传的东西，把前辈们的创获保存下来、传给我们。但正如黑格尔所说，“这种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8页）传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化的生命就是现实的活动。每一代人作为文化创造的主体从已有的传统出发，也就是将传统转化为自己现实活动的要素，并通过活动使传统得到改造而提到更高的水平。因此，当人们接受和吸收传统，并使它成为自己所有时，就使传统有了某种不同于它从前所有的特点。这就是说，传统是一种只有在发展中才能流传和保持的东西；发展不是原有规定性的重复和扩大，而是不断地产生新的规定性。传统中包含着“古”和“今”的因素。历史进步是总趋势，后来者居上，厚古薄今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