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除了个别论者对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持根本冲突和彻底决裂论以外，更多的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非截然对立，传统文化中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方面将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但这些积极的东西包括那些内容，据学者们的研究，它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点： 一 传统文化中的生存智慧可以为今天人们制订政治方略和处理人生问题提供经验指导 中国传统文化是智慧的宝库。它所反映的自然观、社会管理思想、人生观都体现着睿智的光辉。今天的人们对传统文化中自然与人和谐统一的思想引起了普遍关注。1992年5月和1993年11月在陕西召开的两次老子思想讨论会上，就有许多学者指出道家的天人观可能为当今的人们处理环境和生态问题提供启示。至于传统文化中的经世策略，更是人们讨论的重点。有的学者指出道家有关于发展与代价问题的独特思考，儒家有社会发展是人文道德精神的演进这样独特的社会发展观，今天的人们考虑社会发展策略应该从中得到某些启迪。至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平衡思想以及运行机制，有些学者也认为可以从中发掘对今天的社会管理仍然有价值的内涵。 生存之术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一项极为丰富的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生存原则的探讨蔚为大观，既有道家的道术，又有兵家的权谋，法家的法术，儒家的道德之术。这些生存智慧告诉人们如何应付复杂的生存环境。近几年来，对传统文化中的各种权谋术数的研究堪称是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成立了孙子研究协会，鬼谷子研究协会等等专门组织，出版了《老子》谋略学、《孙子》谋略、《吕氏春秋》谋略、《三国演义》谋略以及《资治通鉴》谋略等书籍，发表了古代谋略与企业制胜策略、古代谋略与人际关系的成功之道等等文章。这些充分反映出人们从历史中寻找生命智慧的迫切愿望。但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挖掘祖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存智慧，同样有一个剔除糟粕的问题，如果错把阴谋当计谋，如果让厚黑学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处世策略，结果只能是中国人谲而不正。相信这不会是研究传统生存智慧的人们的初衷。 在此也不能不提到气功。传统文化中养生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修养形神。今天的中国人相信各种功法的恐怕难计其数。这也许是迄今为止，传统文化影响人们最普及的部分。但也应该看到，传统文化中的养生学并未将各种功法独立于养学体系之外，各种功法的目的也不是将每一个人都变成超人。这需要研究养生学的人们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正面引导。 二 传统文化中的信仰理论可以为今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信仰提供帮助 中国传统文化既有形而下的方面，又有形而上的方面。道家讲体道，儒家讲知天，佛家讲涅槃，这种最高的范畴虽然各家描述不一，各有侧重，但它们都是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又是人们永恒的精神追求。这种思想曾经为历史上的中国人树立起人生信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核心。 在近代，最先提出要重建传统文化的精神境界观的是冯友兰先生。近几年来，由于出现所谓信仰危机，预测学、神佛观充斥社会，思想领域也随之产生混乱。在这种状况下，有的学者们再次提出，挖掘祖国文化中精神性的一面，有可能为今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信仰提供帮助。 首先是一大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理论作了独特的界定。他们认为传统信仰就整体和主流而言，没有产生过神人二分的信仰理论，没有相信过在现实生活之外的天国，没有原罪说。无论儒、佛、道，理论上最后相信的是人自身的智慧和品性。这是中国精神的特质所在。学者们介绍了港台地区和海外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并对宋代新儒学、新道教、新佛教造就中国人的精神信仰重要性作了较为广泛的研究。 其次，学者们探讨了重建传统精神境界的途径和方法。有的学者经过儒、佛、道三教的比较研究，认为儒学的道德境界最能为今人所用。儒家的社会理想、人生理想以及对理性能力的重视，同样可以内化为今天人们的精神素质。有的学者则认为既然儒、佛、道都是传统信仰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共同反映出传统信仰的基本特色，都可能为今天人们提供精神上的帮助。比如佛教的慈悲情怀、宽容态度，道家对世俗是非的淡漠，同样可以为今天人们提供心灵上的慰藉。还有一些学者们则指出，研究祖国文化的信仰理论，应该从祖国文化的整体中抽取那些适合时代需要的内容，比如爱国精神、《周易》为代表的刚健精神、尚德精神等等，不一定要根据传统信仰理论的原有结构。 总之，重建传统文化的精神境界观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但在这个问题上，正如任继愈先生在第8届中国哲学大会上所作《中国哲学的过去与未来》的发言所说：“中国哲学的传统，是‘究天人之际’，以‘内圣外王’为最高精神修养目标。‘内圣’使人提高精神修养，培养关心人类的伟大胸怀。‘外王’在于使国家太平，百姓乐业。在现代条件下，无论是进行‘究天人之际’的理论探讨，还是贯彻‘内圣外王之道’的最高理想，都要有新的内容。今天的‘究天人之际’，要特别重视对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和对自然科学成果的借鉴、吸收。……今天的内圣修养要超出修养者个人精神境界的提高，而在于提高民族群体的精神境界和文明水准。现代化的外王，不是小农经济的田园丰足、邦国太平，而在于摆脱中世纪的束缚，促进国家现代化”。（《光明日报》1993年8月3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