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94年9月间，由《读书》杂志作为发起者，就当代文化问题和文化研究展开讨论。这次讨论的参加者并不都是人文知识分子，还有一些社会学家、国际关系学家、刊物编辑、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制作者，以及专门研究西方文化研究理论(culture Studies)的美国学者。会议讨论的议题涉及了消费主义文化对大陆公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的生产、制作和社会功能，中国后89艺术，1989年后各种民间刊物的兴起，当代大陆建筑与空间的矛盾性，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研究产生的理论、制度和文化背景，中国文化研究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等等。近期以来，大陆文学、电影和文化刊物中，文化批评的文章越来越多，读者群也在相应地扩大。虽然就规模而言，文化研究在大陆的再次兴起不能与80年代的文化热相比，但此次讨论不仅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学理意味，而且讨论的对象也与先前大不相同。 2.自上个世纪以来，文化问题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讨论的中心议题。但是，什么是文化？说法种种，莫衷一是。那么时下的讨论是不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在已经足够含混的文化定义中再加上一种定义？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在日益专门化的学术分科和职业化的研究方式已被认可的时代，文化这一涉及不同领域的问题还能构成一个学术的问题么？如果文化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文化，而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所体现的学科综合的趋势对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将提供什么样的视野和方法？总之，在20世纪的最后的年头，重提文化研究的意义何在？ 3.“五四”与80年代的文化论争各有不同的语境和问题，但提问的方式却极为接近，这就是用“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二元对立方式来讨论中国的文化问题。换言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讨论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而是以文化为对象进行的有关中国现代化的论战。在这些文化论争中，核心问题是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即中国的文化能否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抑或它是现代化的障碍？正象在80年代文化论争中起过重大作用的《走向未来》丛书的标题所提示的，文化论争的基本取向是讨论中国的文化与未来的关系。在“四个现代化”之外提出文化的现代化或者人的现代化，这意味着文化主要指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体系。从“五四”到80年代，文化概念始终与传统概念联系在一起，中国文化的概念也多半指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把文化概念与传统概念相关联的结果之一，就是将文化放置在与未来的时间关系之中，从而在方法论上自然地显示出文化进化论的前提：文化上的长期的、方向性的变化，表示社会结构自简单向复杂发展的过程。把东西文化的差异与现代化相关联的结果之一，就是将文化、特别是传统视为社会变迁及其方向的主要动力和决定因素。从研究的方法论说，对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那些来自哲学、文学和史学的人文学者来承担，而他们所讨论的文化主要指的是那些经典的文本，以及在古典人类学意义上的习俗和风尚。 4.目下的讨论似乎并不急于给出确切的文化定义，讨论的中心问题并不注重概念的演绎，而是将一系列具体的当代问题作为文化问题来讨论：消费主义，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印刷文化，建筑与艺术，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与文化对话，市场与政治……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与以往的文化概念与文化论争直接相关，例如艺术与通俗文化，但关注的重心不同：当下人们关注的是艺术与通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机制，而另一些则与以往的文化概念和文化论争毫无关涉，例如商品的消费。概括地说，当代文化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一部分的文化生产。以王朔现象为例，人们关注的主要不是作为作家的王朔或作为艺术创作的王朔小说，而是王朔作品如何进入当代文化生产，特别是如何进入电影和电视制作过程的。王朔及其群体（如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在政治与市场的双重关系中闪转腾挪，宣泄愤懑，弱化社会冲突的尖锐性，制造欲望，而在市场条件下，被制造的欲望又具有再生产的能力。换言之，王朔现象的根本含义是它在当代中国特色的市场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承认讨论的对象总是与我们讨论问题的方式有关的话，那么，在当下的讨论中，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将原本各不相关的问题当作一个基本主题即文化来讨论，这种方式本身应该多少说明了所谓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式。也许我们需要换一种提问的方式：为什么这些与原有的文化问题无关的问题成为文化问题？或者，这些问题在怎样的语境中以及怎样的方法论视野下成为了文化问题？在这样的追问中，我们最终还将涉及作为文化工作者的我们自己的社会角色的变化。 5.非常明显的是，今天所讨论的文化已经不仅仅是经典的文本及其所寓含的价值观，参与讨论的学者也没有用传统概念来命名他们所讨论的文化。当代文化研究讨论的问题涉及的是整个的当代生活方式及其各种因素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文本的范围。但是，这个陈述句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在这个意义上所进行的文化研究已经将整个社会生活的诸领域文本化了。换句话说，在这样的文化研究中，人们正在用阅读文本的方式诊断那些并非文字写成的“文本”，那么，“文本”范围的扩大对“文本”的阅读方式势必产生深刻的影响：原有的学术分科对于解读这样的文本已经力不从心。于是，文化研究成为科际整合的契机，成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领域的学者共同的课题。 6.这样的文化概念也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概念提出了修正，正如熟读《政治经济学导言》和《政治经济学序言》的大陆学者所知的，马克思将社会领域区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领域，而文化主要的属于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的领域。然而，当下的文化研究既涉及经济过程，也涉及政治统治，还涉及文化价值，简言之，文化研究把这些各不相同的问题放在一起，似乎暗示：这里所讨论的文化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有机部分，而不是悬浮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因此，不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是作为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有机部分的文化生产，才是当下所谓文化研究的中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