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反思与展望”——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于1994年7月22～26日在北戴河召开。参加会议的共53人，大陆方面，有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文海教授，彭明、陈京陵、沙莲香、方立天、刘大椿、张立文、乔长路、葛荣晋、成复旺、黄爱平等19位知名教授、学者，以及有关单位负责人，此外还有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台湾方面，以辅仁大学为主，有该校李振英校长、张振东副校长、黎建球教务长等教授、学者15人，还有台湾大学邬昆如教授、中国文化大学李杜教授，以及台中慈善寺佛学院院长释惠空法师。这是两岸高等院校哲学思想学者在大陆举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盛况空前的中国传统文化研讨会。 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国文化的反思与展望”，围绕主题着重讨论了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外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以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等问题。 研讨会开幕式由刘大椿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文海教授和辅仁大学校长李振英教授分别作了主题演讲。李文海校长就大陆80年代以来文化热的原因、文化研究的历程和建立新文化需要分析和处理好的几个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李振英校长就哲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整合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并就士林哲学和新士林哲学的源流演变、研究历程和不同特点作了专门报告，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位校长在文化问题上有几个重要的共同观点：一是都强调文化是多元的，认为那种企图建立统一的世界文化的主张只能是幻想；二是都认为那种以为二十一世纪的文化是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的说法，是不现实的，也是无益处的；三是重视建立新文化或文化的整合，强调这个问题的迫切意义。两位校长的演讲为整个会议奠定了基调。 两次专题讨论会，分别由张振东副校长、方立天教授和张立文教授、黎建球教务长共同主持。主题分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中外文化的互补性”。讨论会开得热烈而生动，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视角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并论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多重内涵和重大意义。 会议学术研讨的主体部分是学者提供的32篇论文、提要及所作的学术报告。内容涉及传统文化的反思、中外文化交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近现代思想家研究、两岸文化、当代中国民风、民俗文化。下面就其内容要点、新解创见，作一综合性的评介。 关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台湾学者重视个案研究，尤其是对老庄的研究。高凌霄教授《庄子思想中‘观道’形而上境域之初探》，深入地探讨了庄子“观道”历程的形上基础。文章对“观道”的含义作出明确的界定，并对“观道”的过程作了非常细腻的描述，指出“‘道’之呈现使人终能从忘、化、虚、通之历程与之冥合”。“‘观道’之形上境域，一端是‘道’之绝对，另一端是人之有限存有。人之向往无限之心，使人自知不足，因而不断的自我超越与提升，扶摇而上，远至无所至极，再视下地，则万物无分化，复通为一。”丁原植教授就“《老子》哲学中的‘道’与‘德’作学术报告，强调“道”与“德”两字在《老子》哲学中的特有含义，指出“德”所涉及的是周文的人文创造的导源问题，并为战国哲学各种人义的探讨奠定了辩论的基础。“道”所涉及的是对于始源性的运作以思辨方式完成问题的转换与其所在范域的规定。还指出了以“可”为开端，以“门”为终结所形成的边际论域。这对《老子》哲学研究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李贤中教授撰《老列庄之宇宙论探析》，他从宇宙的意义、根本、生成次序和发展方向四个方面揭示了老列庄宇宙论思想的共同特色之后，提出了“自化之‘道’所衍生的宇宙万物何以会具有明显的秩序性及因果关系？甚至‘道’与因果原理又有何关系？则是有待进一步反思的问题。”这确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袁信爱博士就道家老子和儒家荀子的“圣人”观作了比较研究。她强调老子代表的是自然化的人化取向，荀子代表的是人文化的人化取向，由此进而比较了两者对人之理想人格与理想形象的设定，更进而就人与人的影响，以深究人究竟应如何来定位使人成其为人的人化之道。台湾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邬昆如先生则将眼光转向近代哲学家，撰《谭嗣同哲学体系渊源问题》一文。邬先生准确地揭示了谭嗣同“仁学”哲学体系的思想来源于古今中外，尤其是儒、佛、耶三教；并强调谭氏的宇宙论体系主要是融合最古老的《周易》“变化”原理和最新的西洋科学“以太”（不变不动的宇宙元素）理论而成，谭氏由此进而论及人生、社会和建立大同社会，从而为开拓中国当代思想作出理论贡献。以上个案研究的文章，论述比较集中、深入，有独创见解，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 因病未参加会议的台湾清华大学姚秀彦教授为会议提交了《先秦诸子的共同理念与现代文化》一文，作者指出先秦诸子的共同理念是天下观、大同观、人文观和平等观，“在共同的理念上，各家提出对政治社会人生不同的对策，才能道并衍而不相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接纳不同的文化，使人类和平共处。”同样属于断代思想研究的有辅大哲学系主任陈福滨教授的《晚清现代化运动的反思》，作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层面揭示晚清社会多方面的变化，并就晚清现代化失败的原因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作者还强调应以晚清现代化运动的全面反思作一外缘考察，藉此以深入地研究晚清思想的转化和儒家内部的分化。黄爱平博士作《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初探》一文，指出十八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屈指可数的黄金时代之一，此时的思想文化也呈现出斑斓的色彩和鲜明的特征。她还从统治阶级对思想文化的控制、汉学的兴盛、传统文化的清理、异端思想的勃起、世俗文化的繁荣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跌落六个方面勾勒了十八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面貌。 集中反思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有沙莲香教授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中国人人格》，作者采用文化、社会、关系、人格四个维度，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视角，研究中国人人格，揭示了理想人格与实际人格的冲突及其人格均衡的结构特点。叶蓬博士的《中庸之伦理》一文，对中庸思想内涵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指出中庸思想在本体论层面上，是把“中”和“庸”理想为体用关系，是动和静的统一。中庸之伦理在心理意识上表现为：人的情欲是自然的；意念的发动、感情的发挥、欲望的满足都必须依据一定的道德规范来实施；伦理心理意识的现实内容是宗法人伦关系中角色义务的认同，宗法道德价值的内化。中庸思想在方法论层面上，表现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在个体行为上表现为道德准则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 具有反思传统文化的方法论特色的论文有三篇。陈金陵教授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交流杂议》一文中指出：“人民利益与社会进步发展，是判断历史文化遗产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尺子。历史古老的国家，今日经济相对落后，有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不苛求先人，不埋怨祖宗。扬弃消极的东西，阐扬积极成份，服务于人民与社会进步，是正直之士的责任。”朱铁志先生在“论传统文化研究中的偏颇与失误”的报告中认为，“当务之急在于，要对传统文化分层次、分步骤地进行整理、研究、普及和改造”，以利于新文化、新价值、新道德的建设。毛佩琦教授提交《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几个问题》，指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内容、范围，并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从根本上说是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史。”这些文章的论点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