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16(2000)03-0068-06 张闻天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早年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并几次越洋留学，后来又长期在党内负责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具有深厚扎实的文化理论功底。张闻天对党的文化发展作过许多思考，有过许多重要论述，这些论述不仅对当时党发展中国先进文化有重要指导作用，就是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张闻天的文化思想是其思想理论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关于文化工作的重要性 五四时期，张闻天是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因为缺少这样一场文化思想上的革命。正如他在《社会问题》中所说，“象中国辛亥革命去掉了一个满洲皇帝，……其余支配阶级的人，还是那腐败已极的士大夫”[1]。他指出，如果不打破“旧有‘思想系统’Idea-System，那么尽管纷乱，尽管今天提倡科学，明天提倡民主主义都是无济于事的。由这旧有思想系统上所产生的制度尽管崩坏，但是使这思想系统而不破坏，他还是能够重新创造出类似的制度的。”[1]很显然，张闻天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强有力武器。因此，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求学的19岁的他，面对社会与家庭的封建束缚和压迫，积极投身反帝爱国民主运动，同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一道，对封建迷信复古思潮进行口诛笔伐的战斗，向着中国落后封建文化传统猛烈攻击。在五四运动以后的5年多时间里，他撰写了大量抨击旧制度、宣传新思想的文章，翻译和评介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及作家，创作了一批反映时代呼声的文学作品。 张闻天重视文化建设与人类幸福的关系。他在翻译介绍德国米勒莱尔博士的《文化与幸福》时提出：“人类只有用文化才能达到他的理想，而且我们的能力应该完全集中在这一个目的上。就是那些没有这种希望的人，在文化的工作中也可找到人生所供给的最高的满足。” 经过一段社会和人生理想的探求，张闻天在实际斗争中深切体验到“单靠个人的文艺活动”不能彻底推翻反动势力的时候，就抱着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决心，于1925年在上海五卅反帝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他被党派往苏联学习，直到1931年2月学成回国。1931年和1938年张闻天两次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长期负责党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在当时延安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张闻天是公认的文化问题方面的专家。从1940年到1941年，张闻天除在文协代表大会上作长篇报告《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外，还专门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文化问题的重要指示：《发展文化运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从中反映出了张闻天在文化问题方面的权威地位。在这些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战争年代，张闻天始终重视文化工作对革命成功的重要性。如在《发展文化运动》中，他强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因此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应对发展文化运动总是特别提起注意，应把对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同时他还强调“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支几万军队还重要。……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3]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他指出：“文化运动实际上是党对外宣传工作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党应当经过文化运动来宣传革命的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要通过“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方面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反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黑暗复古主义。”[3] 针对革命战争年代对文化工作重视不够的实际情况，张闻天在1933年《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中就把根据地文化教育列为革命政府的基本政纲之一，批评那种“为了战争应该取消文化教育”的错误思想。他指出：“不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程度与政治水平，使他们能够运用各种科学，技术及管理的工具，苏维埃社会的建设是不可能的。”[1]1941年张闻天在纪念五五学习节时再次强调，要提高学习质量，“首先应该把文化水平提高”[3]。因此他特别要求“在所有干部学习中与干部学校中，以后应增设文化课”[3]。作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对文化工作的重视，对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主管外交工作，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重视党的文化工作，重视文化知识，重视人才。他曾经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打倒了三大敌人，今天还要打倒一个“没有文化”[4]。1958年党在严重忽视经济发展规律的情况下，开始提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更促使张闻天对文化问题的深思。1959年在著名的“庐山发言”中虽然没有专门论述这个问题，但是，发言指出的“搞经济工作，要学点科学技术知识。这方面许多东西我们缺乏常识。许多已有的技术措施、操作规程等，要研究其科学根据。要改革，也要在人家已有科学成就的基础之上改革，不能随便把原有的东西推翻。生产技术措施没有科学根据、光用土办法蛮干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节约原材料，也要有根据。”[3]很显然，科学技术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张闻天的上述发言实际上是向全党提出了当时抓经济工作中严重缺乏文化知识的严峻问题。这一点在他后来的论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由于“庐山发言”而遭打击后，张闻天仍在逆境中孜孜以求，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61年9月他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一文中精辟地论述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国家必须使人们能够掌握经济规律，掌握生产技术，并且有高度的生产积极性，正确的劳动态度，很健康的身体。国家的文化、教育职能，就是为此服务的。”“上层建筑的文化思想领域，也必须动员起来，为经济建设服务。”“文化教育应为经济服务，经济又把文化教育工作提到更高的阶段。”在文章的最后，他明确地把提高文化作为待研究的问题，并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文化不行”[3]。 1962年，张闻天认真研读了《列宁全集》等32、33卷，重点读了列宁论述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和文章，对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了进一步思考和探索。列宁在论述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对文化建设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要为已经取得的政治成果奠定经济基础，“提高文化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而在当时的俄国首先就是要扫除文盲，“如果这个起码的任务还没有解决，那末谈新经济政策是很可笑的”[5]张闻天在读列宁这些论述时感到文化建设对经济建设至关重要。因此，他在《列宁全集》第33卷上批注“‘文化任务’是同建设经济的任务同时提出来的”[4]，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与文化建设并举的观点。这一观点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也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而，目前在不少干部中，由于对党的基本路线存在着片面性认识，认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物质文明建设是硬任务，文化建设是软任务，暂时放一放也没有问题。这种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文化工作思想观点，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十分有害的。由于轻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由于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软，导致一些人出现严重腐败现象，一些地方出现党风和社会风气败坏的现象，这些都是广大干部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如果任由这些现象继续发展，将会削弱我们党的凝聚力。事实上，没有全民族文化的提高，经济稳定持久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赶上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现代水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