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社会的发展路径主要有两条：其一，传统文化在近代社会发展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其自身通过改造和转换也获得新的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长得以保存、认同和传承。其二，传统文化自身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对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在这个时期，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一部分被人们扬弃了，一部分仍然顽固地得以保留。本文将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社会的发展路径加以较为细致的分析，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基础是封建时代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基础。当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遇到强有力的挑战。在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反省传统文化的优势与劣势，在思想界逐渐形成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新思潮。具体他说，在鸦片战争前后，形成以关心国计民生为主旨的“经世致用”思潮。包世臣、魏源，龚自珍、徐继畲等人便是此派的代表。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则表达了这个学派的基本观念。这个观念至少向人们透露出这样一条信息：西方文化有其不可否认的优长，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其不应回避的局限性。中国社会要实现近代化，仅仅依靠传统文化的支撑是远远不够的。由于目光所限，经世致用学派只看到西方的坚船利炮，以为这就是“夷人”之全部长技。显然，他们对西学的认识是浅显而片面的。但他们在探问西方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胆识，确实开辟了时代新风气。毫无疑问，他们的探索，对中国人传统观念的转变产生积极影响。此后，先秦以来形成的“严华夷之辨”等陈腐观念开始被人们所遗弃，这实际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扫除了一大思想障碍。 此后，随着人们眼界的开阔和认识的不断深化，思想界出现“中体西用”派，中体西用派的文化观念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术界一般认为，它最先由冯桂芬在1861年刊行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的。他这样写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与此类似的表述还有郑观应的“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孙家鼐则完整地表达了这一学说：“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由此，我们可以明确“中体西用”的内涵。“中学”就是中国古代的伦理名教、道德观念；“西学”就是西方的坚船利炮、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和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中学为体”实质上坚持封建主义统治秩序和伦理道德、纲常名教不可紊乱，不能动摇；“西学为用”则认为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生产力可以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服务。总之，体与用，本与末不可倒置、不可混淆，二者有各自的内涵。 从意识形态方面说，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学习西方的风气日开，西学的内容绝对不可能仅局限于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艺术、资产阶级的道德准则及政治制度，必然会影响和渗透到中国人的头脑中，这就很自然地对三纲五常等封建主义道德起到催化作用。我觉得，西学与中体有着手段和目的的矛盾，西学最终不能成为维护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和纲常名教的手段，反而起到催化剂和掘墓人的作用。从中西之学这两种文化体系的对抗性而言，虽说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积淀使中学有一种自发的包容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学可以包容西学所有的内涵。所以，两种文化必然有其对抗性。在这种情况下，“中体西用”派才提出这一原则，在两种文化的对抗中寻求平和。当时的人们看到西方文化的历史进步性，要求发展西学，但受时代所限，他们又有保留封建制度的要求。因而，他们想借用西学，却又舍不得抛弃中学。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政策，初期的主要作用是在中学为体的口号下，把西学引入中国，并将学习西方文化合法化。该种原则包含着内在矛盾，却适合近代中国的实情。此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西学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不再局限于坚船利炮、生产技术之类的浅表层面。 19世纪末期，甲午战争的失败，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思想界，促使思想文化变革的速度急剧加快。进步学者认识到，中国不仅在物质文明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而且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没有优势。这种认识反映在文化领域，就是对中体西用的文化原则提出尖锐批评。他们主张把中国建设成英、日那样的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就必须打破中体西用的文化原则，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他们在批评旧道德、旧文化的同时，从西方文化中吸取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学说，对于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进步学者们并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全面抛弃的态度，而是对其中所包含的某些封建糟粕加以否定。例如，谭嗣同对封建主义纲常名教的猛烈攻击；梁启超对历代封建帝王的指斥；严复对于科举考试制度的抨击等等。不过，进步学者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也有若干失误，对西学的理解也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这是时代的局限造成的。 20世纪初期，民权、平等思想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革命党人从西方文化中学到了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这在意识形态上没有见到太大的变化，但不同的是，在政治制度上已经摒弃了君主立宪制，试图把中国建设成民主共和制的国家。革命党人对待西学的态度较维新党人更为激进，但他们也不主张全盘西化，这是他们的相同之处。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也显得更为谨慎、更为理性。如果说，维新派的变法是以孔子为旗帜“托古改制”，即“于复古为解放，纳旧经入新制”，那么，革命党人则把儒学视为诸家学派之一，否定了儒学的独尊地位。尽管如此，革命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采取全面抛弃的态度，认为其中有西方文化不具备的优长，这就从一个方面纠正了全盘西化和固守国粹的极端主张。不能回避的问题是，革命党人的力量相对软弱，不可能顾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只能集中力量于政治斗争，以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为主要目标，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心环节，因此说，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时期的反封建主义斗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渊源和先导，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