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几次历史性大变革。包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商品流通大发展和民工潮、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农村城镇化进程等。这些大变革是党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它不仅创造了农村经济继续发展的基础，也提供了认识和把握农村文化建设的客观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农民的传统观念逐步更新。一是贫富观念更新。中国农村几千年来都是短缺经济，求温饱、求富裕是农民的共同愿望。但在计划经济和“左”的年代，认为富即是资本主义，谁富谁就要受到批判，就要倒霉，广大农民求富心理受到极大扭曲。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5个一号文件对农村工作作出部署。20年来，党中央反复强调农村的基本政策不会变，给农民一再吃“定心丸”。农民从怕露富，安于小富，转变为敢富，敢快富大富。求富、致富成为农民的共同追求和农村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二是轻商观念更新。几千年来，中国社会“重农抑商”、“以商为末”、“经商低贱”的固有观念导致农民重务农，耻经商。过去，有些山区农民把农副产品放在街道上，自己远远站着，看有人问津，才怯生生地近前，让买者随便算点钱。现在，山区农民也勇于闯市场，天南海北，哪里东西好卖就往那里奔，表现出强烈的商品意识。“无商不活”，“无商不富”已成为广大农民的共识。三是旧道德观念更新。在农村改革冲击下，农村社会不断发展，“在家千日好”、“万事不求人”等旧思想道德观念动摇，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互利等新道德观念逐步形成。四是守土观念更新。“玩龙玩虎不如玩土”，“千买卖、万买卖，不如在家弄土块”。这些俗语道出农民对土地的依恋。他们眷念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和养育自己的家乡山水，故土难离。现在大多数农民改变了这种观念，他们逐步进入流通领域，走南闯北，既赚票子，又开阔视野，换了脑子。每年几千万的“民工潮”，基本是“农民潮”。他们有的在城市安了家，有了自己的事业；有的农民还将生意做到俄罗斯、西欧、非洲、拉丁美洲。五是多子观念更新。多子多福曾是农民根深蒂固的旧观念，计划生育因而成为“天下第一难”的工作。随着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逐步走上制度化法制化轨道，广大农民逐步认识到中国的国情，认识到计划生育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逐步树立起少生优生的新观念。六是消费观念更新。过去农民“养猪为过年，养鸡为换盐”，穿衣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农民为完成一生中“盖房子，娶媳妇”两件大事省吃俭用，有的几近吝啬。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民收入的增加，使原有消费观念随之逐步改变。他们在继续注重消费品的实用耐用的同时，开始注重消费的合理性、多样性。消费行为从随大流、求一致，到求美求新求异。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还把日益增多的经济收入用于文化消费上。改革初期被视为可望不可及的电视进入寻常百姓家。洗衣机、电冰箱、录像机、空调机、抽油烟机、摩托车、汽车等也都进入农家。如厦门同安区马塘村、漳州百个农村农户耗资十几万到几十万元，盖起如同旅游度假区式的别墅，新村楼房鳞次栉比，宽敞的村道纵横交错，庭院花团锦簇，路旁芳草如茵。许多农户还预盖了车库。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难以想象的。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意识日益增强。20年改革开放，广大农民在市场实践中增长了知识和才干，不仅破除了祖辈流传下来旧思想、旧观念，而且逐步树立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并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增强。其一，求知意识日益增强。以往农民由于经济拮据，加之世世代代拿锄头，年年周而复始务农，知识人才观念淡薄。对子女的要求常常是“识几个字就行”。现在他们已不再满足于拿锄头镰刀，不满足传统农业的生产技术和方法，越来越强烈要求学习掌握新技术和新的经营方式。知识在农村不断增值。农业科技工作者被视为最受欢迎的“财神”，农民学科学、学文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他们不仅自己学，还要求子女学，“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有的父母为供子女读书，千方百计筹措学费，甚至打工卖血也要供孩子读书。其二，民主法制意识日益增强。过去农民被称为“一盘散沙”，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遇到纠纷，往往靠村长，甚至靠老人会调解。不少农民“屈死不告官”。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经过三五普法，农民民主法制观念增强，他们敢于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参与村务决策，参与选举。凡事不仅论“理”，还论“法”。敢于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其三，竞争意识日益增强。过去农民“随大流、不出风头”、“出头椽子先烂”，对人对事总要问问“老祖宗规矩”，或者是“别人怎么说”，不出头，不抢先。改革以来，农民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搏击，懂得了抢抓机遇，“爱拼才会赢”，敢闯敢冒。其四，创新意识日益增强。安份、保守曾是传统农民的重要特征。新形势激发了农民的创造精神，他们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科学种田，良种培育，市场开拓，乃至精神文化领域中的“文明村镇”、“文明户”、“一分钱读书社”、“图书银行”，都是农民的创造。其五，时效意识日益增强。过去农民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生活节奏慢，效率低。“半年辛苦半年闲”。日常生活时间观念不强，更没有把时间看成是资源、是金钱。对投入产出缺乏精确计算，效益观念低。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农民经商办企业，农民成为商人和工人。市场竞争要求有精确的时效概念。生产生活要求快节奏、高效益。在商品浪潮中，广大农民逐步树立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时效观念。许多农民惜时守时，在住宅安装了电话，配备移动电话、传呼机。凡事也精于计算，讲求效益。 农村文化载体明显增多。福建省有农村乡镇文化站984座，村文化室、图书室7901个，各类文化专业户、流动艺人78610人，各类农村民间职业剧团和农民业余文艺队；民间演出队2千多支，每年演出10万场以上，观众达5千万人次，各类文化经营网点1.3万个。还有南音社、谜社、诗社，“一分钱读书社”，农民图书银行等。石狮市农民蔡有谋、吴为坤等投资40万元办起绿洲读书社，组织农民读书。厦门上塘村508户人家，65%添置了卡拉OK，2/3村民能上台演唱，1/3村民会跳交谊舞。闽北山区富裕农民也盖起漂亮别墅，建花园、修游泳池，开设家庭卡拉OK舞厅。各地农村在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都举办文艺晚会、民结踩街、民间社戏、游园活动、书画影展、时装表演等各类活动。同时农村广播和电视覆盖率都已达90%以上，这些文化载体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文化生活的贫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