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博学多识而又深深迷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王国维，在“独上高楼，望断天崖路”之后，再也承受不住因传统文化衰落而带来的痛苦，终于在颐和园投湖自尽。时人对他的死因有种种说法，唯有陈寅恪从“文化”的意义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陈、王二人共事多年，相交甚深，因而陈寅恪对王国维死因的解释不仅迥异他人，且应更接近于真实。陈寅恪还说：“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与王国维一样，陈寅恪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说陈氏家族历经数代的文化沉淀在他身上已经达到了顶点。因此，同是“为此文化所化之人”，陈寅恪心中的苦痛当绝不亚于王国维。但是，陈寅恪并未走“自杀”的道路，而他之所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不以死殉道，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想寻求到解决此一痛苦的根源。对他来说，死是容易的，但活是更有意义的。义宁陈氏家族系客家出身，而客家人勤奋好学、诗书传家、重视传统的特色，在陈氏人身上都有所体现。仅以客家话虽历经千年却仍保持旧日风貌这一点，就可充分看出“传统”两个字对他们来说有多重要。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载者，陈氏数代人对这一文化的挚爱当然是一以贯之的。但正因为如此，所以当中西文化出现大碰撞之时，他们也像其他一些人那样陷入了两难困境：因为挚爱，所以不愿看到传统文化的衰颓和消灭，不愿让西方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但作为时代的“醒者”，他们又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看到了其必然走向衰落的一面。也就是说，对陈氏人而言，做全面继承传统文化的“国粹派”是很难的，但同样困难的是要他们做全面抛弃传统文化的，“西化论者”。文人的困境实际上往往就是文化的困境。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确实面临着总体危机：在多个层面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价值层均受到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体系的影响，且由此几遭中断。在这种困境面前，很多人不是困惑无端就是走上了二者只能择一的偏狭道路，但义宁陈氏文化家族所选择的却是与众不同的“第三条道路”。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既能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与民族特性，又能实现其蜕变与飞跃以适应现时代需要的文化重构之路。这条道路，既不是守旧泥古、抱残守缺，也不是全面照抄照搬西方，失去自我本色。这条道路，实际上从陈宝箴就已经开始踏上了，经陈三立再到陈寅恪一辈人，走这条路的决心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明确。陈宝箴在年少时便曾投笔从戎，和其父一起组织团练抵抗太平军，后来又帮助曾国藩、席宝田等人在打击太平军时屡立战功。他这样做的背后，无疑就有不满于太平军砸孔子牌位、毁灭传统的原因。但他又不是一个只知有传统、不知有创新的人。陈宝箴早年便与“第一流”的洋务人才郭嵩焘等人有深入、密切的交往，对于西学、洋务、新政等方面的事情留心已久。当他官居湖南巡抚之后，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厉行变法，革故鼎新，想“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而在他所采取的诸多变法措施中，重点就是注重从思想文化方面革除旧习。为此，他延揽、重用了许多深具新思想的人才，如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江标、熊希龄、唐才常等人，并大力兴办新学，开设学会，刊行报纸，使湖南风气为之大变，成为当时最具朝气的一个省份。甚至不少外国人都慕名前去观光游览，甚至把湖南与日本明治维新时变法最早的萨摩、长门诸藩相提并论，给予极高的评价。陈宝箴由此成为“变法猛将”。陈宝箴重视开民智，看到了思想对人的影响之重要，这当然与他出身于读书世家有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变法思想与曾国藩、张之洞等“洋务派”是有所不同的。据载，时人冯桂芬著有《校邠庐抗议》一书，该书专门讨论变法自强、改革弊政，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倡议变法的专著，冯当时想出版此书，便找曾国藩作序，但曾认为其书言语偏激，没有同意。但当冯桂芬找到陈宝箴时，陈看过书中内容后，欣然命笔作序，使该书很快得以出版。据说光绪皇帝也深受这本书的影响，赞赏之余，诏令发给翰林院诸学士参阅。此外，在陈宝箴推行湖南新政之前，湖广总督张之洞早已在湖北实行了数年的所谓“新政”，但张所注重的是筹军备、设工厂、通汽船之类的措施，在思想文化领域却很少进行应有的变革，依此而论，陈宝箴显然比曾、张等人的思想都要开通、超前得多。正因如此，所以陈宝箴的改革措施受到很多守旧人士的诘难。戊戌政变后，陈宝箴父子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不久，慈禧太后便下诏赐死了陈宝箴。陈宝箴之死，使其子陈三立身心俱受重创，他虽然在父亲推行新政期间“多所赞画”，在延聘人才方面用力尤其多，但自此之后，便决心远离官场，自号“神州袖手人” 。陈三立的旧学根底很深，年纪轻轻便考中进士，曾任职于吏部，因诗文卓著而有“吏部诗名满海内”之称，并被奉为晚清宋诗运动的中坚和江西诗派的掌门人。但就是这样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人，却并未为传统所困，他在接受新思想方面甚至比父亲陈宝箴更胜一筹。陈三立除了重视对子女进行家学传承方面的教育外，而且把多个儿子（除陈方恪外）都送到国外留学，或日本，或欧洲，或美国。由此，陈家下一代人在中学和西学方面都能有很深的造诣，这就使他们在中西结合这条路上走得更沉稳更顺当。被誉为一代“书画宗师”的陈衡恪，其高超的绘画艺术，就源于他既能取中国画法之长，又能从西洋画技中汲取有益的营养。陈寅恪在中西结合方面则做得更为出色。陈寅恪作为国学大师，其浓郁的文化情怀无疑源自于祖、父辈对精神之学的重视。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当陈三立送诸子出国留学时，他们所学的专业并不是当时颇为流行的工程实业，而是艺术和文史。这绝不是偶然的。其中缘由，从陈寅恪与知交吴宓在哈佛大学时的一次谈话中所言便可探知，他说：“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学）为根基。”陈寅恪之言确实是高论，直到今天仍能令人有震聋发聩之感。而他的这一观点，当然也是“渊源有自”，是其家族一脉相承的思想。在他的身上，陈氏家族那种希望能在两难困境中走出第三条道路的思想，也体现得最为明显。陈寅恪曾留学海外十几年，虽备尝艰辛但收获甚丰，由此成为学贯中西、博学宏识、兼擅多能的文化大师，尤其在史学研究方面更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因而陈寅恪深知各自的利弊。他认为，中国文化不仅在“工程实业”方面赶不上西方，而且在“哲学美术”这些“形而上学”方面也不如西方，“但中国古人，素擅政治及实践伦理学”，“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令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