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0)08-0030-05 内需不足，已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从1998年开始，国家先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扩大基建投资、调整信贷政策、增加工资等等，但最终还是难以取得理想效果。“消费不足”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为了扩大内需，不论是学术理论界还是经济领域的工作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进行着不懈的探索。但是，在诸多探索中，许多人或仅仅从经济层面寻找原因，或只是呼吁消费者“多花钱”、“敢花钱”。其实，任何经济行为的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文化之手”，而恰恰是这只“文化之手”在强有力地支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消费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当然也不例外。中国有着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有着丰富的文化。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民族心理、思维模式、文化传统，都在对今天的消费者产生或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本文拟就传统文化中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的诸因素加以分析，以期扬弃历史传统，构建新的消费文化，为启动消费、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尽绵薄之力。 一、中庸求当的思维模式使消费者追求“无过”、“不敢为天下先” “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在儒家看来，“中庸”不仅是“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中庸，小人反是”，而且在孔子那里也是最高的道德范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道家也十分强调“中庸”的社会价值，视“不敢为天下先”的“中庸”之道为立身处世的“三宝”之一。其他诸子各家也都有类似的观点和主张。“中庸”讲求“不偏”、“不倚”、“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反对“过”与“不及”。它既是道德原则，又是一种哲学方法。作为哲学方法，自有可取之处：做事讲求“度”。因为“度”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前提。作为处事原则，它所体现的精神实质在于“当”，亦即“适宜”，不过分。看似追求“无过”、“无不及”，但在实际生活实践中能够贯彻到底的则只有“无过”之一端。“无不及”则往往从消极的层面出发，不是鼓励人们奋发有为，通过进取从而弥补业已存在的“不及”之处；而恰恰相反，选择的是通过抑制“过”进而过到“无不及”之目的。“平均”思想盛行且贯通古今就是一例。据《论语·先进》篇记载，当季氏的财富超过周公时，就已违“中庸”之德。可冉求还在继续为季氏进一步积累财富而努力，更显与“中庸”相悖。因此，孔子就毅然决然地断绝师徒情份，号召弟子对其“鸣鼓而攻之”。从思想理论层面来看，从孔夫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到龚自珍的“土地平均”“财富相济”，贯彻始终的都是均平思想。从社会实践层面来看，从北宋农民起义军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到太平天国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他们所推崇的亦是均平思想。可以说，追求“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在消费文化上也是如此。作用于消费者的具体实践则表现为“从众心理”、追求“一般化”。“均平”的消费观念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封建社会，有其存在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在物质财富极其匮乏的时代，可以通过抑制消费来达到社会基本稳定的目标。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进入20世纪晚期以后，这种“中庸”、“均平”的消费文化就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日益成为阻碍生产发展的消极因素。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消费不仅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因。马克思指出：“不仅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而且“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 ，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提出：需求创造供给。这里都十分强调消费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对付经济萧条的惯常做法，也是采取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鼓励消费，以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是这种做法在中国却遇到了巨大的思想障碍。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人们的消费心理、消费行为仍以“稳妥”、“无过”为主，许多人对“提前消费”并不认同。据有关资料统计，虽然我国近年来不断扩大消费信贷的范围，加大消费信贷的力度，但至1999年3月，全国消费信贷占贷款总额的比例仅为0.44%，显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在急需以消费推动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摒弃落后思想，转变消费观念，显得必要而又迫切。 二、黜奢抱朴的尚俭传统使消费者“俭”、“朴”有余，导致道德评价扭曲 尚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许多思想家都以重笔浓墨加以论述，并把节俭的思想提高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大到治国理政，小至居家度日，就连修道进德也无不与“俭”相联系。孔子曾说过：“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礼，与其奢也，宁俭。”荀子也提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在这里，把节用尚俭上升为立国之本、强国之道、富民之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突出强调“节俭”思想的并非只有儒家。墨子更把能否行“俭”上升到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来看待，指出：“节俭则昌，淫佚则亡”。人们还将尚俭黜奢作为修身处世的道德原则加以倡行。在孔子那里“节俭”就是“温”“良”“恭”“俭”“让”五大基本道德规范之一。老子更视“俭”为一个人安身立命的一大法宝。他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在他看来，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应该“去甚、去奢、去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说的也是将节欲戒奢视为修养的最佳途径来提倡的。民间奉劝人们省吃俭用、安居乐贫的格言警句、民谚传说更是俯拾即是。颜氏家训中戒奢倡俭就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诸葛亮、司马光更是身体力行、以俭示子的楷模。曾国藩也曾殷殷嘱咐：“每用一钱均需三思”，“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消费文化史，就是一部黜奢崇俭史。反对奢侈、享受的思想代代相传，成为社会和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积淀为国人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也成为我国传统消费文化的核心。几千年来形成的崇俭思想，一方面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和美好品质，对约束贪欲、节约资源、陶冶情操起着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因为“节俭”就是对劳动成果享用的节制，过度节俭压制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使人们仅仅满足于对生命的维持。在衣可蔽体、食可饱腹之外无所欲求，忽视对物质财富的创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最终阻碍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并有力地维持着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致使其苟延残喘达两千余年之久，大大地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过度节俭，致使消费内容单一，客观上遏制多元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消费者的视野，甚至影响到劳动者体质的改善和全面素质的提高。“节俭”思想对新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解放以后，由于当时所处的特殊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选择了一条特殊的经济发展道路，即重积累、轻消费、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道路。全国人民勒紧裤带搞建设，把消费压低到人的生理极限所能允许的范围内。这在当时虽有其一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后来“节俭”却被绝对化了，“节俭”的思想被强化到了极致的地步，由此导致了人们在观念上对消费的扭曲评价。在政治宣传和舆论导向上，把节俭同人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结合起来，谁主张消费谁就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被斥之为“败家子”。认为积累是“善”，消费是“恶”；积累为“公”，消费为“私”。甚至到了九十年代前期，储蓄还被赋予“爱国”的道德意义，倡导节约每一个“铜板”，支持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扭曲的道德评价，必然导致在实际行动上对消费的抑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有长足的发展，早已走出了短缺时代。当今，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正在迈向小康生活的过程之中。但由于受到传统“节俭”思想的影响，人们忽视享受消费和发展消费的倾向仍十分鲜明，不仅在农村，即使是在城市仍有不少人轻视文化消费即是例证。人们在实际消费面前徘徊不前，持币等待，致使我国消费不足，市场疲软，这已严重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客观评价“节俭”，彻底转变对消费的扭曲评价，是我们扩大消费需求、启动国内市场所必须作出的战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