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语码是由现代科学技术创造出来的一种视听兼备的“全能语言”，使用“全能语言”的电视，不仅可以作为广泛应用于任何社会文化领域的通用文化工具，而且可以是一种有条件有艺术创造手段。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工具特点”，电视才一方面形成了一种具有高度行业特点的“电视生产文化”，又相应地形成了一种全社会都要深受影响的“电视消费文化”。“电视文化时代”由此成为全人类的一种普遍现实。 在当下的“电视文化时代”里，《全能语言的文化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下文没有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此书）一书的作者崔文华先生，堪称一位真正的电视文化人，他对于电视“全能语言”的研究与应用，标识着国内电视文化发展与进步的高境界。 全能语言的文化追求 对于电视语言的全能性，崔文华给予了充分认知和概括：“由于电子视听语言在陈述能力上，既能够形象直观地描述对象，又能深入地抽象分析和概括，以及进行内在的心理展示；在对认知主体的信息供给上，既能提供生动具象的视觉信息，又能提供丰富多样的听觉信息；在传播性能上，既能无限地（或准无限地）超越空间局限，又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越时间局限，其主要功能相对于传统语言来说，已经相当全面了，因而这种语言可以认为是一种‘全能语言’”——正是因为他对于这种“全能语言”的充分认知，才促成了他在电视研究与电视创作中更深层次的文化追求与艺术探索，并进而有了他对于当下中国电视的深沉反思和深刻批判。 为崔文华所认同所坚守的电视文化态度，是人类学的“田野考察”(Field work)与“泛文化研究”(Gross Cultural Approach)——“实地介入、现场观察、文献查证一类的方法使得对电视的文化研究可以避免纯思辩式的人文理论的空洞，而有较多的科学实证性；泛文化视野中的比较与概括，整体观角度的分析与综合，则使其不断获得普遍性的理论，并更接近社会的普通性文化现实。”——也正是基于人类学的“田野考察”与“泛文化研究”，崔文华才得以实事求是地给予“电视文化”以科学界定：“大致可以说，以作为大众文化工具的电视所做的社会信息生产与传播为起点，以公众日常化接收为社会影响方式，而逐步引发广泛社会效应的一种互动型文化形式，就是电视文化。” 全能语言与当下批判 可以说，当下中国电视的致命伤，就在于文化追求的弱化与异化，崔文华称之为“电视病”；“电视使用不当在中国引起的社会文化症状尤其应引起重视。中国社会普遍文化素质偏低，无力抵御（至少是无力自我保护）电视的不良侵害。其他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同样贫弱，无力对电视纠偏，甚至自觉不自觉地看电视的眼色行事，更助长了‘电视病’”。而这种“电视病”的谬种流传，便是人格高度虚空、精神高度异化却偏偏以“新新”自炫的所谓“新新人类”的层出不穷。 “以电视为首的大众传播媒介系统，以及主要由电视哄抬起来的流行歌星及其流行歌曲，加上用电视手段生产出来的录像带和其他纯娱乐性的电视节目，控制甚至吞没了文化消费，人们似乎无法逃避地淹溺其中。尤其是青少年，从小到大、从早到晚都‘呼吸’着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构成了社会‘文化空气’的主要成份，人们对这种‘空气’也因此形成了一种‘药物依赖’般的迷醉感……电视创造着大批‘无所不知’的思想盲人，这种人似乎什么都见过，对任何事物都不再有新鲜感，然而却总是嚷着要新鲜新鲜；对任何未知事物都可以连天扯地说几句自己也忘不了从哪里听来的话（主要是从不同的电视节目里听来的话），但却完全不知道如何表述属于自己的话。甚至，已经没有属于自己的话。” 造成这种“电视病”的最为直接也最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电视人本身文化素质的偏狭浅薄与文化心态的盲目浮躁，以及由此而来的在开发本土乃至外来文化资源方面的乏力乏术。身为资深电视文化人或文化电视人，崔文华对此深有体会并多有针砭。 从《渴望》、《咱爸咱妈》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之类风靡一时的小市民电视连续剧，称得上是国内电视剧中的上品。崔文华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从当下电视剧的暴发户现象中，所看到的是与传统戏曲“洒狗血”式的过火煸情一脉相承的现代性的匮乏与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意义的欠缺： “现今一些写市民生活的艺术作品（电视剧、电影、戏剧、小说等）都还不属于上述意义上的‘市民文化’。它们所写的主要还是传统型城市尚未解体、新型城市生活方式刚刚萌芽时的‘城市平民’生活，描述他们的传统心态在纷乱的意识形态的、现代强权的、市场经济来临的诸多大潮冲击和挤压下的惶惑、无奈、善良的自虐等等……这表现出了艺术家时代意识水准的滞后。对他们来说，似乎传统城市中市民们的善良、勤劳、淳朴、人情味、生存的小聪明等是一个情感家园，艺术家与观众都希望在艺术再造的这个情感家园中得到抚慰，为自己那在城市现代进程中所放逐的心灵找到一个安放之处，哪怕只是一个自造的并不高明的‘人情童话’……” 比起诸如此类小市民戏剧来，时下正层出不穷的像《黑脸》那样把中共党员塑造为毫无现代性可言的“现代包公”的电视传奇剧，连同像《三国演义》那样把历史名著摩登化、漫画化的电视历史剧，就显得更加乏善可陈。崔文华以《三国演义》的拙劣与失败为例，挑明了国产电视剧的一大误区： “严格说来，这样的电视作品是不该向海外输出的，它会使得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不多的人们以为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要把来自海外的某些好评当作掩饰失败的借口。三国故事本身复杂惊险的震撼力仅仅用不带图像的‘广播评书’讲出来就足以吸引听众，何况配了‘活动插图’。哪怕这些插图不堪细赏，但这‘配图故事’的原本轮廓，就可以引发对中国历史知之较少的人们的初级好奇心。来自初级好奇心的赞赏是由历史原作的惊险与壮阔引发的，即使有喝彩声，那也不该由初级摹仿者冒领。分清这一点对于走出自我欣赏的误区是必要的，并对新的进取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