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466（2000）03—0071—04 20世纪是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世纪，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接触与交流。特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自1848年以来的接触与交流，其效应对西方和中国都非常复杂。一方面，西方人在反复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制、保守与浪漫，中国人在反复琢磨西方文化的优势、弱点及对中国人富民强邦的价值。但这些思考，都有很强的自我本位倾向，西方人想着如何扩大势力，中国人则想着如何在西方扩张中求得自身发展。另一方面，改造的妄想充斥头脑，似乎一种文化传统在现代人手中只是面团一样可以随便抟弄的东西。殊不知：文化传统比任何时代任何个人都强大百倍，人们的首要任务是学会与它相处而不是动辄就要重塑传统。加达默尔说得好：“问题不是我们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注：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4页。） 本文拟从根源角度显明中西文化各自的风格（Style）。 这种显明，悬置出于眼下需求的草率价值判断，也不急于给文化开药方。对事情有办法（造更好的芯片或优化公司制度），对文化没有办法，那是过于庞大过于长期的近乎自然的过程。 一、中国文化风格 中国本生的文化风格落实于儒家和道家，是一种二元性的格局。 历史上儒道争锋，使渴望统一性的人颇为苦恼，苦恼于文化的“体”怎样界定。其实这从一起步可能就错了。文化未必是逻辑统一的，其底蕴的歧异性往往很正常，只是给图省事的理论家造成了麻烦而已。 儒家和道家对于中国人的生活都很必要，每个在其中长大的人，只要还没有被某种僵化的逻辑败坏， 就都会在适当的境遇中应用（apply）其中的一种。 儒家强调“入世”，希望以温暖的人际关系整合社会，它缔结社会关系的方式既自然又特别，它以天然的血缘关系为纽带，将其扩散出去，为全社会的格局和运转提供模式。社会中人有的有血缘关系，有的没有血缘关系，但都要以血缘关系来理解。君臣如父子，师徒如父子，朋友如兄弟，同志如兄弟……传统养育的人们都本能般地会衡量以自己为中心渐渐扩散出去的人际圈子。费孝通认为：“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释名’于伦字下也说‘伦也，水纹相次有伦理也’。”（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儒家文化具有举世罕见的优势，即使人际保持融洽与温馨，使人们相与扶将，度此人生。其他文化圈不乏牢固的血缘亲情，但都没有使之辐射、发展为全社会的规范。也是这一点，能保证儒家文化永具魅力。尤其是在现代都市生活中，人际关系日益疏远，人们日益感觉孤独，儒家文化能够对其构成有力的批评，进而在变通之后可能成为某种有益的补充。问题在于怎样活化儒家文化，但无论怎样活化，它肯定不是逻辑问题，而是实践经验的问题。 但是，儒家文化也有与现时代南辕北辙的方面。儒家讲究“推己及人”，如前所述，这种“推”，必然是越推越薄，因此它对于农业社会中群居已久的熟人，非常有效，那样的熟人圈子注定不会很大，“推”得过来。现代社会是普遍交往的世界，熟人不足以界定交往范围，相反，陌生人频繁出现，那该如何“推”呢？几乎没有办法。现代人普遍诉诸事先的“契约”作为交往的指导和约束，这与“推”迥然不同，契约不在意置于其下的人是谁，只要他是人，要从事某一交往，就要受契约约束。这包含着某种普遍性的一贯原则。相反，儒家的“推己及人”却极为灵活，说不上是一种原则。《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注：参见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12页。）有人偷盗，就揭发他， 这是儒家当然同意的。但父亲偷盗，儿子却不能揭发，反过来也一样。直躬者务必视亲缘远近、关系厚薄决定不同的行事方式，这里面没有公共关系，而只有私人关系。费孝通评论说：“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隐讳。……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6页。）实际上，“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中国人——从私谊到公务——行事的传统模式，如今也决不少见。现代社会要求公共制度的完善，但浸淫于儒家文化的中国人总有办法拆制度的台，上面有政策下面就有对策。 如果说儒家热衷于温暖的人际关系，修齐治平莫不基于此，那么道家则是冷眼看世界的，也冷眼看儒家。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另一种底蕴。 道家欲图“离世”，对儒家甚至大加嘲讽。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注：《老子》第十八章。）陈鼓应评论说：“鱼在水中，不觉得水的重要；人在空气中，不觉得空气的重要；大道兴隆，仁义行于其中，自然不觉得有倡导仁义的必要。等到崇尚仁义的时代，社会已经是不纯厚了。某种德行的表彰，正由于它特别欠缺的缘故……本章是老子对于当时病态的社会现象的一个描述，亦对儒家所宣扬的仁义忠孝思想的讥评。”（注：陈鼓应：《老子译注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5页。 ）老子视儒家本身为一种病症：“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注：《老子》第三十八章。）社会要大治，似乎非有详明的规范不可，但老子不以为然：“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注：《老子》第五十七章。）这是古往今来对靠“加”点什么约束使社会好转的想法最深刻的质疑。按老子的见解，只有靠“无为”才能使天下大治，他喜欢“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是一种“减”的办法。“减”可使事情不过分遭损。“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注：《老子》第二十八章。）
